胡星案行賄第一人內幕曝光：行賄金額創中國之最
8月8日，云南省交通廳前副廳長胡星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在過去10年受賄金額達4000多萬元。其中，深圳安遠董事長陳某向胡星行賄3200萬元，創造了當今中國的行賄金額之最。(見9月16日《民主與法制時報》)
據辦案人員介紹，這些錢全部是現金，用紙箱裝著，每次都是用越野車來拉，每次都塞了滿滿一車。行賄受賄如此張狂，令人驚詫憤慨。從維護法律尊嚴、除惡務盡的角度出發，人們決不希望看到該案的行賄者逍遙法外，繼續經營著他的“事業”！
現行的《刑法》第三百九十條對“行賄罪”的處罰規定：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行賄3200萬元，成了“行賄狀元”，算不算“情節特別嚴重”？但據報道，“云南方面將陳某巨額行賄行為公諸于世后，引起了陳氏利益攸關方的不滿，針對陳某的調查工作一時陷入僵局”。
因為“引起陳氏利益攸關方的不滿”，連調查都很難進行下去了，這是什么邏輯？這個“利益攸關方”是誰，竟敢對抗國家的法律，使法律打了“白條”？希望司法機關盡快將其“利益譜系”曝光，讓百姓看清他們的嘴臉。
行賄與受賄，本來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互為依存，且都是犯罪。但長期以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行賄方的處罰偏輕，一些行賄者消失在法律的視線外，沒有受到法律的懲處。
從制度的嚴肅性和公正性來說，只要構成犯罪，都應進入司法程序，由法律來決定當事人的罪與罰。行賄有罪，這是法律的明文規定，如果達到行賄罪規定最低標準的行賄者，不進入司法程序，被輕饒了，法律的尊嚴、公正何在？
從行賄與受賄的供求關系來說，制止賄賂應該從打擊行賄和受賄兩方面同時進行。打擊受賄者的意義自不待言，可以降低行賄者對賄賂利益的需求，減少賄賂市場上的行賄競爭者，降低對受賄者的利益誘惑。針對一方的打擊，對于治本顯然是不夠的。
從社會效果來說，如果行賄罪被輕縱，會給社會造成“行賄無罪”的錯覺；同時，由于行賄的成本與收益不成比例，必將助長社會的行賄歪風，抵消了政府對腐敗的懲治力度與效率。
(練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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