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鄭州市金水公安分局在都市村莊進行了公捕大會，公開逮捕30名犯罪嫌疑人。當地民眾表示，“這樣的活動應該多組織，能震懾犯罪行為”。(《大河報》9月10日)
我承認，集中展示公安機關執法成果，確能彰顯國家法律及執法機關的強勁威力，從而震懾將發未發的犯罪行為。然而，姑且不說犯罪嫌疑人是否就等于罪犯，即便所有的犯罪嫌疑人，日后都將被司法機關判定為罪犯，司、執法機關也不能將其示眾。
讓犯罪嫌疑人公開亮相公捕大會，實屬對犯罪嫌疑人的“羞辱大會”。換言之，對犯罪嫌疑人舉行的公捕大會，其本質就是法律允許范圍之外的“羞辱式執法”。而以損傷犯罪嫌疑人“臉面”達到震懾犯罪行為的“羞辱式執法”，其實就是封建時代、法律不健全時代的“人治”行為。在缺乏科學性法律保障的封建時代，在法律不完善或法律受到沖擊的特別時期，無論官方抑或民間，往往都采用的是對罪犯游街示眾、懸首城門等“羞辱式執法”。
社會已進入法制化軌道的今天，為保障國家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司法和執法行為，都理當嚴格遵循“法治”原則，即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開展司法和執法活動，依照法律規定處置犯罪嫌疑人及罪犯。而如果司法和執法機關以召開公捕大會的方式，在法律規定之外再搞“羞辱式執法”的“人治”活動，就將對公眾形成誤導——以為羞辱犯罪嫌疑人是“合理合法”的行為。于是日后公眾在擒獲犯罪嫌疑人時，對其示眾、游街、辱罵等，也就覺得“理直氣壯”。事實上，這些年來，民間抓獲小偷不交給公安機關處理，而擅自讓小偷游街示眾或肆意毆打的事件，群眾在公共場所張貼小偷、“小姐”照片示眾的事件，可以說是屢見不鮮。究其根源，正是“人治思維”代替“法治精神”的暴露，是對法制的漠視。
作為國家執法機關，本當為推動國家法制化進程做好表率，嚴格依照“法治”原則理性處置各種案件，為公眾作好擯棄“人治”、厲行“法治”的示范。然而遺憾的是，執法機關卻常以召開公捕大會等帶有明顯“人治”色彩的公開活動，不厭其煩地為公眾搞“人治示范”。（馬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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