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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轉非”，在建國以來的幾十年里，是農民“躍城門”的代名詞，如今卻有不少主動選擇回歸農戶身份者，原因何在？
記者/趙磊(發自河南汝陽)
從洛陽南行，3個小時的車程便到汝陽縣城。縣城不大，出租車起步三元錢，不用十分鐘，就可以繞縣城一周。該縣總人口40余萬，其中農業人口就有36.6萬人，是一個絕對的農業縣。
“世道變了。以前很多人爭著農轉非，而現在掏錢給我，我也不干。”河南省洛陽市汝陽縣城關鎮武灣村村支書李二朝對記者如此感慨。
讓他發出這樣感慨的，是他的一個朋友。李二朝的朋友是洛陽市一位下崗工人。“他沒有我過得好，沒有工作，兩個小孩上學、吃菜、用水、住房都得自己掏錢，而我們除了用電交錢，其他都不用，種地還能拿到補貼。”李二朝如此對比了他們之間的不同。“城里的日子，現在沒有農村好過。”不久前李二朝的小兒子從部隊退役后，他便將兒子的戶口直接遷回了農村。
希望轉成農村戶口者，在汝陽，如今大有人在。根據此前的媒體報道，就是這個汝陽縣，今年2月與3月，共計有非轉農21人，同期農轉非10人，同期內統計的非轉農人數已經超過農轉非。并且，另據不完全統計，兩年來，該縣非轉農已有160余人。
“非轉農”問由
“吃上商品糧、洗凈泥巴腳桿”，這曾經是多少中國農民的愿望。“農轉非”，也在建國以來的幾十年里，成為農民“躍城門”的代名詞。如今卻有如此主動選擇回歸農戶身份者。帶著諸多疑問，記者到汝陽縣公安局戶籍科一探究竟。
“目前這些非轉農的情況主要分為三類。”7月8日，在該縣公安局戶籍科的辦公室內，工作人員翻閱著最近一段時間的“非轉農”記錄為記者做了分析。
一類是以前農村“農轉非”的居民考慮現實利益，申請將戶口遷回原村。
汝陽縣云夢村村長劉新立給記者細算了一筆賬。根據中央的兩免一補政策，去年的糧食直補是一畝地補償20.78元，今年更達到35.34元。在合作醫療方面，只要是農村戶口，每人一年只需要交10元錢，國家給補助40元，其中38元作為大病醫療補助——就是說，如果生了小病，可以在鄉一級衛生院拿12元的藥；超出12元不到100元的，可以報銷40%；4000元以內的大病可以報銷50%；再以上，可以報銷60%。在云夢村從今年開始投保，目前已經有上百人享受到了醫療報銷。除此之外，農戶子女九年義務教育學雜費也在免除之列。相對于在城里動輒百元的學雜費用，僅這一點也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另一類是從農村地區考入大中專的學生，畢業后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將戶口遷回原籍。這一類應屬于自然回歸，并不具有主動“非轉農”的色彩。
第三類是部分人為了獲得移民補貼，而申請遷入的。這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的一個很特殊的“非轉農”理由。
因為有傳聞稱，汝陽縣發現儲量規模居亞洲第一的鉬礦，縣政府將對大約四個鄉鎮地區實行買斷開發。在買斷后，政府將對當地村民有一定額度的賠償。另外，該縣十八盤鄉的前坪水庫的項目被列為汝陽縣“十一五”期間的重點工程，該工程也將采取買斷開發的模式。于是，在今年初，這些地區原來已經“農轉非”的居民開始興起了一波回遷農村的熱潮。
顯然，這第三類情況，目前僅僅基于一種心理預期。
針對上述已經有媒體報出的“非轉農”案例數據，這位戶籍科工作人員向記者解釋說，那些還只是隨機抽樣和不完全的統計結果，當地尚沒有一個全面的統計。
盡管還缺乏詳細數據的支持，但在經常會直接經手“非轉農”申請的武灣村村支書李二朝眼里，“的確能感覺到‘非轉農’比‘農轉非’多了。”
“非轉農”的路徑
辦理“非轉農”的手續并不復雜。只要能證明自己在城市里沒有工作和固定住所，“只要村里愿意接收，勞動部門出具相關證明，自愿提出申請的，我們原則上都給予辦理。”汝陽縣戶籍科的人員告訴記者。
其中最困難的環節，倒是在于村里是否愿意接收。
李二朝告訴記者，如果要武灣村引入一個戶口，必須經過村民代表大會同意，并且受到村鎮監督委員會的監督，要蓋上兩個公章。同時，李二朝還特別提醒，即使現在拿到了武灣村的戶口，也暫時分不到地。因為根據2003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條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村里也沒有計劃把村里富余的耕地，分配給這些新來戶的計劃。
當然，如果轉成農村戶口，至少可以在孩子上學方面不用交錢，也可以參加合作醫療，還能享受國家的惠農政策，這些已經成就了不少人最現實的打算。
“如今的農村與城市已經沒有什么區別，吃商品糧的優越感已經沒有了。有很多人想轉到我們村子來，但我們沒有接收。”劉新立告訴記者。
“非轉農”并非典型
“類似汝陽的現象在鄭州和其他城市的周邊也存在。”鄭州輕工業學院政法系副主任、社會學博士張寶鋒對記者談道。
張寶鋒曾經對城中村的現象做過長期關注。他認為，目前這一類非轉農現象并非普遍，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尤其是城鄉結合部的弱勢群體中，“比如以前村民通過單位招工，脫離了農村戶口，但進城后單位效益不好，成為下崗職工，在城里沒有獲得實際利益，于是考慮返回農村獲得生活保障。”
中國農業大學的葉敬忠教授則將汝陽的情況與浙江臺州也已經存在的“非轉農”做了類比，他認為，這兩類“非轉農”都不具備普遍性。
類似汝陽的“非轉農”主要指過去是農業戶口，通過各種辦法轉成了非農業戶口，現在又想轉回農業戶口的人。在他們之中，“農轉非”后，有的是進了城，有的仍然生活在農村。進了城的，很多人并沒有滿意和固定的工作，有的沒有能夠享受到城市的社會保障，大部分沒能融入城市的社會和生活。而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因為各種原因或沒有能力進城，其實他們過著與普通農村人一樣的生活，與城市沒有什么關系；
臺州的“非轉農”現象則集中指本地的大學生回鄉落戶農村。但在臺州，“農業戶口”早已失去一般意義上“農業戶口”的性質了，這里說的農村其實已經不是普遍意義上的農村，而已經城市化了。
“仔細分析這兩類現象，其實都比較特殊，指的是過去就生活在農村但‘農轉非’后面臨生計壓力的特定人群，或其實已經城市化了的農村，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非農業戶口轉變成農業戶口。”葉為本刊分析說。
另一方面，他強調對于類似汝陽出現的“非轉農”現象是在“實惠效應”下個人做出的理性選擇，需要客觀分析，不能隨意夸大。
“這說明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給農民帶來了真正的實惠。但需要看到的是，我國二元結構下的城鄉差距仍是巨大的，農村的教育、醫療等社會資源遠遠落后于城市。不能因此而誤導人們對我國城鄉差距的認識，高估農村的變化，低估農村發展的艱巨性。”葉敬忠提醒說，面對農村的現狀，我國的新農村建設必然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過程。
當前城鄉條件下，“非轉農”仍然只是少數城里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非典型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