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那么，最高檢有何對策？
童：我們希望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比如工商、質檢等部門每年處理大量的行政違法案件，其中不排除有些案件涉嫌犯罪。通過建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可以使這些案件及時進入司法程序。
新京報：這幾年司法工作人員的犯罪頻發引發了很大反響，原因是什么？
童：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培根就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比十次犯罪危害更大”。如果說其他犯罪污染的是水流，司法人員犯罪污染的就是水源，所以社會危害較大，社會反響也較強烈。司法人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個人因素外，從檢察機關看，有些環節特別是擁有自由裁量權的環節，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制約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新京報：最高檢前年開始力推職務犯罪審訊過程全程錄音錄像，是否也是出于這個考慮？
童：不錯。推行這一制度，首先是為了規范我們自身的執法工作。攝像頭對著你，一舉一動都在攝像頭之下，還能刑訊逼供、違法取證嗎？同時，這也是對辦案人員的一種保護。過去有些被告一到法庭就翻供，說辦案人員刑訊逼供。
采取同步錄音錄像，可以比較有力地證明辦案人員訊問時是否搞了刑訊逼供。
海外引渡追逃要窮盡所有途徑
追捕外逃貪官、追回外流贓款，這項工作的難度很大。固定的程序還在探索中，我們的原則是所有可用的途徑都要用上。現在，貪官逍遙法外的空間在減少。
新京報：學界有聲音說反腐已進入“深水區”，觸及到一些體制問題，比如去年社保領域的系列案件，你怎么看？
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借用“深水區”的比喻，我認為反腐工作正在步步深入，一些職務很高的國家工作人員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些犯罪新領域的揭露，也是一個標志。至于社保基金領域出現腐敗犯罪案件，還不能說這就是體制性腐敗，只能說明腐敗滲透領域比較廣，已經進入一些比較新的領域。腐敗就像癌癥，發現和治理不及時，就會不斷擴散。社保金系列案件說明我們反腐的觸角也在深入延伸。
新京報：但是有些領域大案要案頻發，有些崗位被稱為“前腐后繼”，難道僅僅是個人因素？
童：當然不僅是個人因素，很多腐敗現象的發生是監督不健全的問題。在一些行政審批權比較集中的領域，監督制約不到位，濫用權力就難以避免，所以一些崗位出現了“前腐后繼”，還有“拔出蘿卜帶出泥”的現象，辦一個案件牽出一大串，有的高級官員就是查處其下屬人員犯罪時被牽出來的。
新京報：本月最高檢從日本引渡了一名職務犯罪嫌疑人，追捕外逃貪官在目前的司法框架下是否可能有一些突破？
童：對追捕外逃貪官，高檢院一直非常重視。這項工作的難度很大，對于兩國之間沒有簽訂引渡條約的，我們目前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一是利用國際公約，比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二是借助地區機制，比如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機制等。固定的程序還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原則是所有可用的途徑都要用上。現在國際合作的工作在加強，貪官逍遙法外的空間在減少。
-同題發言 “發言人的分數留給記者來打”
新京報：你怎樣理解發言人和記者的關系？
童：新聞發言人是作為一個機關的新聞發言的代表，是媒體和這個機關之間的橋梁和紐帶，所以我們和記者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系。
新京報：你是否對記者說過無可奉告？
童：從來沒有。有些東西我們選擇在適當的時候披露，如果按照規定不適合披露，也是為了保障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希望大家理解。
新京報：怎樣理解《信息公開條例》中的“及時”和“準確”？
童：對于檢察院來看，這需要考慮每個案件的情況，偵查的案件本身就不是那么千篇一律，我剛才也說過了，得符合訴訟的規律，前提是保障訴訟的正常進行，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但是能夠公開的案件案情，我們都會及時公開，比如大部分案件進入起訴階段就可以公開，一些社會關注度特別高的案件，我們在批捕階段就對外發布。
新京報：從你做新聞發言人的這段時間來看，檢察系統的信息公開程度有哪些變化？還會有哪些變化？
童；過去檢察機關往往是等審判之后才與法院一起公開案件有關情況，但是現在很多案件進入起訴階段時，我們就已經向媒體披露。剛才也說到，對一些社會關注度很高的案件，在批捕環節我們也已經向外界公開了。
“檢務公開”應當與時俱進，就是說隨著國家的法治進程而更加開放和透明。對于“檢務公開”的具體內容、范圍、方式和途徑等，檢察機關將以改革的精神，不斷探索，不斷豐富，不斷完善。
新京報：作為新聞發言人，你給自己打多少分？
童：這個分數應該留給你們記者來打。(李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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