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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城鄉規劃法》能夠從制度入手，通過強有力的法律規范地方領導的規劃權，杜絕和減少城市規劃、建設中的“拍腦袋”決策。
4日24日，城鄉規劃法草案首次提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一草案有很多亮點，但很多人更關心的是，這部即將面世的法律，能否構建“規劃反腐”的制度框架，能否遏制不斷蔓延的“規劃腐敗 ”。
在城鄉規劃法草案中，對地方政府、地方領導的“規劃權”予以更加嚴格的約束：草案規定，地方政府對應當編制城鄉規劃而未編制，或者未按法定程序編制、審批的，對有關責任人給予降級、撤職處分。對于各級政府和城鄉規劃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構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要依法給予處分。
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近年來，城市規劃成為官員腐敗的重災區。“成都紅楓半島花園和錦城豪庭腐敗案”不僅使展示成都形象的窗口通道——迎賓大道縮水走樣，還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000多萬元。在云南，胡星等三任昆明市規劃局長均因涉嫌權錢交易落馬。2006年,全國檢察機關查辦的商業賄賂案件中，發生在工程建設、土地出讓領域的案件占三分之一多，城建領域成商業賄賂重災區。難怪老百姓編的順口溜說：“如果你愛他，讓他管規劃；如果你恨他，也讓他管規劃�！�
規劃局長容易“出問題”是因為，在城市規劃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商業機會和利潤空間。在寸土寸金的城市，規劃紅線退一點點，規劃格局改動一些，普通群眾可能覺察不出來，但對房地產商來說卻意味著數千萬的利潤。因此，很多企業老板不惜血本，千方百計地“搞定”規劃局長。行賄者看中的是規劃局長手中的權力，腐敗的官員看中的是行賄者手中的金錢，兩者一拍即合，流失的是國有資產，犧牲的是公共利益。
規劃局長“栽”在規劃上，暴露出我國規劃制度的軟肋。目前，中國在規劃管理方面，適用的是1989年通過的《城市規劃法》和1993年國務院頒布的《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而今，落后的規劃法律制度已經無法適應城市規劃的需要，很多城市的規劃管理工作都出現脫離實際、擅自變更、腐敗案件頻發等新問題。
由于對地方領導的規劃權缺乏強有力的制度約束，致使城市規劃隨意和不科學的問題非常突出。在很多城市，規劃朝令夕改，建設雜亂無章。在城市建設中，當地的領導常常通過打招呼、批條子、“特事特辦”等方式，變更城市規劃，使城市規劃服從具體的建設項目。城市規劃制定、運行中的諸多漏洞，給企業和地方領導的“權錢交易”留下了空間，使城市規劃“權力尋租”成為可能。
一方面，是企業發展對土地的渴望，是巨額商業利潤的驅動；另一方面，是城市規劃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是官員權力變現的巨大誘惑。在利潤和欲望的共同推動下，很多人開始鉆規劃制度的空子，通過權錢交易，發不義之財。難怪在一些城市，主管規劃的官員敢無視城市規劃，違反法定程序，擅自批準建設。城市建設的無序擴張和城市規劃中的“權力尋租”，不但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還容易造成被拆遷人利益受損，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
為遏制部分地方城市規劃中可能發生的違法、違規問題，中國建設部曾于2006年啟動城市規劃督察試點工作，通過向重點城市派出規劃督察員，以加強對城市總體規劃執行情況的監督。
應該說，建設部的補救措施，對制止地方政府隨意更改城市規劃，起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 但派出督察員的做法，畢竟屬于事后監督，不能從根本上堵塞規劃運行中的諸多漏洞。正因為如此，人們才對提請全國人大審議的《城鄉規劃法草案》寄予厚望，希望《城鄉規劃法》能夠從制度入手，通過強有力的法律規范地方領導的規劃權，杜絕和減少城市規劃、建設中的“拍腦袋”決策。
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辦好事，壞的制度能讓好人辦壞事。我們期待著即將面世的《城鄉規劃法》能夠遏制地方官員的“權力尋租欲望”，能夠規范地方領導的規劃決策，能夠讓更多的市民了解城市規劃、監督政府行為，使我們的城市規劃更科學、更規范、更穩定，使“規劃腐敗”沒有孳生、蔓延的土壤和空間。(唐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