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違反了上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提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此前，信息公開并不在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受理范圍之內。
在同日公布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中，不僅政府環境信息需要公開，企業環境信息也被鼓勵公開，其中污染嚴重的企業還被強制要求公開企業環境信息。其界限是：污染物排放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排放標準，或者污染物排放總量超過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總量控制指標。
這些企業的名稱、地址、法人；主要污染物的名稱、排放方式、排放濃度和總量、超標、超總量情況都要被公之于眾。同時，“商業秘密”不再是這類企業拒絕公開的理由。
信息公開只是一個點上的突破，條例在面上的突破在于它的倒逼效應。條例規定：政府機關應當準備政府信息目錄和公開辦事指南，應當指定專門人員負責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應當在辦公地點提供查閱條件，必須在時限內作出答復，應當建立違法責任追究制度等，這“實際上是打開了政府信息資源管理的末端環節，必然會產生倒逼效應，促使政府機關完善整個政府信息資源管理制度”。周漢華說。
整體而言，條例折射了政府權力向義務的轉變，換言之，從政務公開的主動“承諾”到信息公開的被動執行“條例”，政府行政權力再度受到制約。
從更為廣闊的視角審視，對行政權力的約束也正在從強調事后救濟(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轉向事后救濟與事前預防(信息公開)并重。
這一預防措施恰好符合了反腐格局演變的大背景。正如前所述：“信息公開有如陽光，正是最好的防腐劑。”《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從研究、起草到出臺，已歷經十數年之久。在后期起草和制定的過程中，知情人士說，中紀委的推動力度最大。
一些人曾經擔心，信息公開可能會減弱社會的穩定性，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
但各地實踐以及2003年的“非典”教訓表明，信息公開不僅沒有讓這些擔心變成現實，反而令社會更加穩定，起到了“社會安全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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