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今天的《人民日報》辟出特刊，緬懷歷史。其中亦介紹了幾位長征路上的外國人的故事。]
洪水 矢志不渝到延安
肖顯社
他來自越南，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惟一的外籍將軍，也是越南人民軍中惟一的中國將軍。他曾在黃埔軍校受訓，歷經中國革命全程，并參與了新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征途中，多才多藝的洪水留下了閃光的足跡。
洪水原名武元博，又叫阮山。1906年10月1日，出生在越南河內的一個富裕家庭，為了探尋救國濟世的真理，他曾赴法國學習和考察，有幸結識了胡志明和正在法國留學的一些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立志投身于共產主義運動。
1925年初，應共產國際特派蘇聯專家鮑羅廷的秘書胡志明的邀請，洪水來到當時中國大革命的中心——廣州，很快成為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大革命失敗后，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在紅軍中任職。為表示同反動派勢不兩立、斗爭到底的堅強決心，他改名為“洪水”。
洪水軍政兼優、多才多藝，曾得到毛澤東的特別賞識。為了充分發揮洪水的藝術特長，1932年1月出任中國工農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科科長兼政治文化教員。后又創辦了紅軍工農劇社。就在此時，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對洪水起草的《工農劇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因此背上了莫須有的“高級特務”罪名，并被開除了黨籍。背負著“高級特務”、“國際間諜”的兩大罪名，洪水踏上長征之路。
為了保護洪水，朱德、劉伯承等以加強長征途中的宣傳工作為由，讓洪水進了紅軍干部團直屬隊，并讓他事實上擔任直屬隊黨支部委員，負責宣傳鼓動工作。洪水不負眾望，在遵義會議期間，掀起了新的宣傳高潮。他以黨的政治工作者和紅色宣傳員的高度責任感，帶領戰士們時而在街頭演說，時而在廣場表演，大街小巷張貼著他們書寫的革命標語，城內城外回蕩著他們教唱的紅軍新歌。紅軍指戰員一掃往日的疑慮和低沉情緒，軍心大振；當地群眾耳聞目睹，認定“紅軍不是赤匪”，大批工農和進步青年踴躍報名參軍。中央縱隊黨委根據洪水自長征以來的突出表現，果斷撤銷了對他的處分，恢復了他的黨籍。
長征路上，洪水所到之處，宣傳鼓動如火如荼。1935年6月，洪水所在部隊第一次過雪山，他不顧空氣稀薄、打著竹板，用盡全力做鼓動宣傳。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后，洪水離開紅軍干部團，跟隨朱德、劉伯承到左路軍工作。當張國燾進行分裂活動時，洪水堅決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并同張國燾面對面地進行激烈爭論，因而被張國燾打成“國際間諜”，列入了捕殺名單。幸有朱德和劉伯承的巧妙保護，才免遭毒手，但卻又一次被開除了黨籍。1935年9月，張國燾下令“大舉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洪水同左路軍指戰員一道，第二次過草地南下。在接連遭受重大挫折后，洪水所在部隊被打散了。于是，他扮成當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過草地，一路上放過駱駝牧過羊，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不久，黨中央撤銷了張國燾強加給洪水的所謂“國際間諜”的罪名，再一次恢復了洪水的黨籍。
1945年8月，胡志明領導了越南“八月革命”，迫切需要大批軍事干部回國工作。經協商，洪水回到越南參加抗法斗爭。1950年10月，洪水第三次來到中國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1956年夏，已身患肺癌的洪水，向中共中央提出回國的請求。行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禮堂親切接見了洪水。次日上午，國家給這位為中國革命貢獻了一生的越南同志安排了專列，葉劍英元帥等有關領導親往車站為洪水送行。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與世長辭。
李德 不可忽略的軍事顧問
王愛云
李德，紅軍長征史上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為一名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不僅同中國紅軍一起親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更是這一歷史壯舉的重要決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揮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錯誤指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并在長征初期付出慘重代價。
李德(德國名字奧托•布勞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國慕尼黑。1932年春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奧托•布勞恩是在當年秋天到達上海的，在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工作。由于共產國際駐華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遲遲未到上海，所以 “從第一天起”，奧托•布勞恩“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開始參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指導。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根據地。同年9月，奧托•布勞恩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并開始啟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來到蘇區，雖然懷有幫助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錯誤的干預、指揮卻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重大損失。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將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這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3年和只有街壘巷實戰經驗的顧問，不問中國國情，不顧戰爭實際情況，僅憑課本上的條條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圖指揮戰斗，結果導致反“圍剿”作戰連連失利，致使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踏上了悲壯的長征路程。
長征初期，李德是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成員之一，他的軍事指揮錯誤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一方面在退卻中采取了消極避戰、逃跑主義，使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損失慘重。
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也不了解中國工農紅軍的情況，不作調查研究，聽不得不同意見，生搬硬套在蘇聯有效在中國行不通的戰略戰術。……李德和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深刻分析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李德神情沮喪，拒不接受批評。遵義會議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從而正式結束了李德、博古對紅軍的軍事指揮。
此后的長征路上，李德雖然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但仍然多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在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德明確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反對張國燾南下。1935年七八月間，紅軍大學成立，李德被派往講授軍事理論課。不久，發生了紅軍大學教育長、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拉攏紅四方面軍學員隨張國燾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與李特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他堅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是正確的，不經毛澤東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隊拉走。爭吵中，毛澤東趕到說：“捆綁不成夫妻，誰愿意走，放他們走吧！”
1935年10月，李德隨紅軍到達陜北。1939年8月李德離開延安返回莫斯科。
作為長征的親歷者，李德對長征給予了積極評價。他認為，“雖然長征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從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國紅軍的一次勝利。紅軍抵御了占有強大優勢的敵軍，突破了敵人的堅固陣地和重重包圍，給敵人以數十次打擊和成百次騷擾。紅軍行程1萬多公里，橫貫12個省，翻過18座大山，渡過24條大河。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功績，是中國紅軍——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軍隊的全體戰士偉大的勇敢、堅韌的毅力和革命的熱情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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