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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峰會面臨新的定位與政策的轉型。西方絕對不會輕易放棄對G20的主導權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黃海霞

　　6月底將在加拿大舉行的第四次G20峰會，再度引起全球高度關注；而將在G20前一天召開的G8，這個曾經風光無限的八國首腦會議，有史以來第一次套在別的會議里開——世界格局的變幻已是盡在不言中。

　　“G20峰會一年之內取得的成就超過G8峰會25年的總和。一反過去七國制定世界金融規則的狀態，參與制定新規則的國家不斷增加，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不斷刷新，”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國際金融中心協會主席陸紅軍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作如上表示。

　　“按照G8那種方式，已經不能解決當前出現的很多問題。這就是為什么華爾街金融危機導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布什那么一個相信自由資本主義的共和黨人，要把這些發展中國家召集在一起，也就是間接地承認了，靠G8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龐中英對本刊記者說。

　　G8和G20很“糾結”

　　G20峰會已經開了三次，國際上不少人認為G8已是“明日黃花”，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了。“G8里除了美國，其余的國家都很糾結，他們不希望G8消失，尤其是日本和德國等，他們不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因此G8對他們非常重要，”龐中英分析說。

　　他坦言，“G20取代不取代G8，那是G8國家的事情。現在美國想的主要是G20，而不是G8，因為在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國崛起的情況下，G8的局限性更加明顯。所以，G8存廢問題不重要，重要的是G20將怎么發展。”

　　1975年，由美國總統提議，法國總統響應，召開了5個國家的會議，主要是研究世界經濟的狀況和協調宏觀政策，后來，日本、加拿大加入，形成了G7。

　　此后到1980年代，G7相當輝煌，成為“富人俱樂部”；在經濟事務當中，它被視為相當于聯合國安理會。然而，1990年代以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崛起以后，世界經濟的成分和性質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資本主義控制的那種經濟模式，而是好幾種模式都在成長當中。

　　陸紅軍也認為，從G8到G20的轉折，符合當前全球經濟金融格局轉型的狀態。此次金融危機反映出歐美國家尤其是G8的金融體系有問題，已經沒有公信力來制定全球經濟的一些游戲規則。隨著新興經濟體不斷發展壯大，其相對實力和相對健康穩定的金融體系的優勢開始體現出來。目前G8的形態雖然還存在，但其功能、影響力和話語權明顯減少，其活動一般也局限于內部協調。

　　“但是，還不能說他們完全退出，這些老牌發達工業國家有著歷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共同利益，在深層次的根本利益上他們還是共同體，”陸紅軍強調說。

　　據龐中英分析，此次在加拿大同時開G8和G20，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偶然是指加拿大今年要承辦這兩個會，為了壓縮開支，于是把兩個會放在一起開。必然是指西方國家希望G20由他們來主導和控制，所以在G20峰會召開之前他們要先商討對策。他們認為有了G20以后，不是由此取代了G8，而是更需要他們來協調了。

　　“G8不會被放棄，因為它是西方在G20中討價還價的依托。G20內部的G8和新興大國的界限，如同氣候談判中的南北界限一樣分明。今明兩年的G20峰會主辦國分別是加拿大、韓國和法國，全部都是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家，而加拿大和法國則是G8成員，法國更是G8的創始國。西方絕對不會輕易放棄對G20的主導權，”龐中英說。

　　解“近渴”和供“遠水”

　　從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到2009年9月，一年之內20國首腦開了3次峰會，史無前例。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全球經濟形勢的改善能達到目前這個程度，G20無疑功不可沒。

　　陸紅軍對G20的發展軌跡進行了梳理。第一次華盛頓會議是一場金融保衛戰，是“三無會議”：無準備、無方案、無協調。從2008年10月18日薩科齊對小布什提出建議，到11月15日會議召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非常倉促。這一次峰會重在抗危。

　　第二次G20倫敦峰會重在疏導，主要議程是反對各種保護主義，改革金融監管體系和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

　　第三次G20匹茲堡峰會重在如何復蘇與堅持改革金融體系，繼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這次峰會上，G20被正式確定為世界主要國家、主要經濟體進行“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

　　“華盛頓峰會為全球協調應對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倫敦峰會成為金融危機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匹茲堡峰會則標志著危機后全球經濟新秩序的誕生，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未來將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影響力，”陸紅軍作此結論。

　　龐中英認為，G20要把提供“遠水”和解決“近渴”結合起來。“遠水”就是關于世界根本發展方向的解決方案。G20應該是進行世界“大談判”的場所，本著開放的原則，包容各種各樣的全球治理方案，以尋求大妥協為談判目標。“近渴”就是關于眼下世界面對的緊迫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可能不利于甚至與長遠的全球目標相沖突。G20應該協調眼下方案與長期方案的矛盾，否則，非但不能解決“近渴”，因為失去“遠慮”，反而加劇“近憂”。

　　第四次G20峰會召開在即。時隔9個月之后，全球經濟形勢急轉，第一波金融危機已經稍有平息，又出現第二波主權債務危機。“危機并沒有結束。下一步復蘇的支撐點在哪里？誰來出這個錢？如何解決產業政策問題和新的經濟金融平衡問題？”陸紅軍認為，前三次會議是一個階段，是應對第一波的金融風暴，平穩了金融體系，但是沒有解決核心問題，所以本質問題在第四次會議召開前夕暴露出來。第四次峰會將面臨新的定位與政策的轉型。

　　“G20后面的路不太好走。成員越來越多，分歧也越來越多，”龐中英分析說。危機時代大家容易達成共識，比如實行經濟刺激計劃，意見容易一致，但現在討論何時退出，就各唱各的調了。歐洲是主權債務危機，美國是就業問題。大家都要刺激內需，都害怕市場被別人占領，都搞保護主義，所以合作的勢頭實際上是在下降，協調起來也更加困難。盈余國家不愿意刺激消費，而赤字國家則在積累難以持續的公共債務。

　　陸紅軍認為，G20峰會是一場美國的實用主義、歐洲的現實主義和新興國家的實務主義的博弈，本質上是發達國家、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調整與財富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