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也曾在德國進行過類似的努力以便從前納粹分子身上獲取有關蘇聯的情報，但是歷史學家稱，與在德國進行的努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在日本情報活動的低效。美國在日本的情報活動當時主要是對日本國內的左翼人士進行監視、向前蘇聯和朝鮮滲透特工、招募日本雇傭兵去加強臺灣的防御，但中情局檔案所形容的一些情報行動很荒誕，例如美國人為向蘇聯薩哈林島滲透特工提供了購買船只的經費，但船只、特工和經費最終都消失了。日本人去臺灣的船只只運回了一船香蕉以便在國內黑市上出售。中情局稱，一些間諜還向不同的美國聯絡人出售同樣的情報，從而增加收入，他們還向日本民族主義者地下組織提供有關美國軍方的情報。
這些檔案和歷史學家的觀點都說明，美國缺乏對日本的了解，它對日本在亞洲所犯戰爭罪行也缺乏興趣，它當時相信了特工們對自身情報收集能力的評估，這使日本特務能夠非常容易地欺騙美國官員。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歷史專家、檔案解密工作組顧問克魯克稱：“一些日本民族主義分子利用了占領軍當局的G-2部門。”美國占領軍當局G-2首腦威路比少將當時被認為是僅次于麥克阿瑟的二號人物，他庇護的許多日本線人都是盟軍檢察官想提起戰爭罪行審判的對象，許多日本線人在日本投降之后作為戰犯被逮捕，但隨后被釋放。美國占領軍當局的注意力很快就轉向遏制蘇聯方面，威路比認為，日本前軍方人士是日本成為反共堡壘的關鍵，可以確保日本能夠重新快速武裝。事實上，一些日本二戰期間最臭名昭著的劊子手都被美國占領軍當局所招募。
歷史學家很早之前就認為，盟軍當時對日本的許多戰爭罪行尤其是針對其它亞洲國家人民的罪行視而不見。《非正義的發家：日本公司是如何使用美國戰俘來實現戰后財富的》一書的作者赫爾姆斯稱：”這些文件披露了我們是如何默許日本人的，以便使日本成為我們的一個盟友。”兼任這一解密項目歷史顧問的赫爾姆斯稱：“這都是出于對冷戰的擔心和戰后賠償事宜，這些都對置于我們對蘇聯的恐懼之下。”歷史學家、《擁抱失敗：二戰后日本》一書的作者多爾稱：“當我們談論日本新民族主義和右翼勢力今天卷土重來，實際上有深厚的根基，而美國曾給它很大的支持。”(畢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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