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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綠化不遺余力

　　張爽說，1998年，自己申請加入北京作家協會，理事會上討論名單時，浩然一聽沒有張爽的名字當場就問：平谷的張爽怎么沒有？作協的工作人員解釋說，他的入會申請上報晚了。浩然一激動就又說出了過頭的話，他寧肯得罪那么多著名的作家，也要為一個熱愛文學喜歡寫作的農民爭一個‘作家’的名份。“結果我可能是北京作協歷史上唯一一個沒被提上理事會討論名單而加入作協組織的一個特例。”張爽說。

　　不僅如此，浩然為業余作者主編了“三河泥土文學叢書”、“北京泥土文學叢書”等等。但是，浩然并沒有停止自己的創作，1987年，浩然出版了43萬字的長篇小說《蒼生》這部反映了新時期農村社會巨大變化的小說，發行了一萬多本。后來，《蒼生》被改編稱了電視連續劇。1990年2月，《蒼生》榮獲北京市慶祝建國40周年文藝作品征集評獎的文學優秀作品獎；1990年5月，又榮獲首屆中國大眾文學獎特等獎。《蒼生》先后所獲得的兩筆獎金都是1500元，第一筆獎金，浩然捐給了三河敬老院的孤寡老人們；第二筆獎金，浩然捐給了三河文聯，作為《蒼生文學》的辦刊經費。2001年，69歲的浩然為他的71歲的“老學生”———三河段甲嶺山區的老農民李綱出書，在自己的稿費中拿出3000元資助。

　　此外，浩然還推出了自傳三部曲《樂土》、《活泉》、《圓夢》。本來他還想接著寫下去，但是，身體原因使他不得不中止這樣的念頭。后來，浩然還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簽訂過《“文革”回憶錄》的出版協議，但是，他一直沒有寫。

　　劉慶邦認為，“浩然后期的小說寫得比以前好，《蒼生》等拍成電視劇反響不是特別大，這可能主要還是政治的原因，媒體對他宣傳很謹慎，不像對一些新作家無所顧忌，老想著他在‘文革’的走紅。我覺得,《蒼生》比《艷陽天》好，意識形態的東西少了，藝術的東西多了。”

　　圍繞浩然的兩次爭議

　　進入90年代之后，文藝界圍繞浩然先后召開了兩次爭論。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終于出齊了。

　　此時，離這部作品第一部出版已經相隔了20多年。可想而知，這時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艾青在1994年10月29日《文匯讀書周報》發表《關于〈金光大道〉也說幾句》一文說：作品雖然沒正面寫文革時代的現實，但卻是用文革時期的主流思想來表現五十年代的“路線斗爭”。

　　第二階段的爭論，是由1998年9月20日《環球時報》的一篇名為《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的長篇訪談引起的。這篇4000字的文章披露了浩然的觀點主要是：(1)迄今為止，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后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最喜歡《金光大道》。(2)我認為我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

　　其后，吳越農、章明等人紛紛發表文章，批評浩然。此后不久就訪問浩然的陳徒手稱，浩然看完一些批評他的文章以后半天不說話。他對很多問題表達可能更困難。批他的都是一些年輕人，他覺得有隔膜。作為“文革”當事人，他覺得別人說的隔了一層，雙方沒有辦法交流，他也沒辦法大聲去說什么。

　　張爽對浩然的一次哭泣記憶尤深。2000年夏，三河文聯和平谷文聯聯合搞了個聯誼活動，浩然也參加了。那一次的浩然，是張爽所見過的最顯衰老的浩然，一點也沒有了當年編“泥土文學叢書”時的意氣風發。他拄著杖，慢慢走在山路上，頭上滿是白發。

　　張爽說，那天中午很熱鬧，大家相互敬酒。自己坐在浩然的對面。浩然在與和他年齡相仿的韓牧平先生喝酒，兩人提到了毛澤東年代，談著過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又感嘆自己現在都已經老了。“我看見他大顆、大顆地掉著淚，眼淚砸在酒杯里，砸在菜碗里。那是控制不住的淚水，浩然好像是用盡了渾身的力氣，不讓自己哭出聲來，可那一刻，屏聲靜氣的幾個酒桌上的人還是看到了他的眼淚，聽到他哭出來的聲音，因為極力壓制而又變形了的聲音，有些尖，有些細，甚至有些孩子氣的聲音。”

　　在梁春水眼里，外界的批評并沒有對他構成很大的壓力，“他在農村聽到的是是非非比較少，他主要的壓力不是別人說他怎么樣，而是在創作上。他話里話外的意思，就是想寫一部超過《艷陽天》的書。只要他活著，就不愿放下手里的筆。他就是愿意寫東西，如果寫不了，他就感覺活著是一個廢人，沒什么意義。但是由于年齡和身體的原因，他的才思不如以前敏捷，這方面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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