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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語言不通猶如“雞同鴨講”，那么對于基本概念沒有共識的交流無異于“聾子的對話”
面對部分西方媒體所謂西藏問題和北京奧運的歪曲報道和惡意中傷，國內民眾以及海外華人以各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慨和抗議。素來行事低調的中國人不同尋常地發出了如此高分貝的聲音，我認為，西方人包括西方媒體在內一定是聽到了。
聽是聽見了，但是是否完全聽懂了呢？恐怕沒有。要讓西方真正聽懂我們的聲音，我認為有三個不同層次但又相互關聯的條件。
語言能力是基本要求
第一個層次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我們應該要有運用外語與外國人溝通的能力。即便是在沒有政治偏見的情況下，就是兩個西方人之間語言不通也會造成大大小小的誤會。我與英國同事去法國出差，不會法語的英國同事總是感到法國人的粗魯，明明可以聽得懂英語，卻偏偏用法語回答。而法國人也抱怨英國人的無禮，你憑什么假設所有的法國人都應該會英語呢？
如果這位英國人在與法國人交談前先問一句：“您講英語嗎？”或者更進一步，按照法國人所希望的，用法語說：“勞駕，您講英語嗎？”那么，我相信下了功夫的英國紳士面對的一定是一位耐心和藹的法國君子。這當然只是件日常小事，但是其中蘊含的道理也可以運用到國際關系特別是東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上來。
這一點，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看得很清楚。今年4月下旬，作為法國總統薩科齊的特使訪華的前總理拉法蘭，在臨行前接受法國國家電視臺記者采訪時表示，“在西方媒體上用西方的語言講西方的價值觀無助于與中國溝通，要溝通就要到北京去。”一句話點到了問題的實質。
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女士以英語投書《星期日電訊報》，以細膩和感性的筆觸描述了她對奧運圣火在倫敦、巴黎的傳遞遭到干擾的心境，進而以數字和事實詳盡地介紹了西藏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現狀，打動了不少原本對中國缺乏了解的西方讀者。
有了“交集”方能交流
傅瑩大使在這篇文章中感嘆地說：“擋在中國走向世界之路上的這堵墻太厚了”。僅僅有語言這個工具本身還不足以打通這堵厚厚的墻。我認為，讓西方聽懂我們的聲音的第二個層次的要求，是要建立中西“共識”。也就是說，在一些基本的事實和概念的理解上要有交集，在此基礎上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和更深層次的溝通。目前我們的對外報道，即便是使用了英語，也有許多基本概念依然是直譯的“中式英語”，很難為西方讀者所理解。
另一方面，從西方媒體的一些涉華報道來看，除了帶有冷戰色彩的的意識形態偏見外，西方人對于許多基本概念的理解與中國人的普遍認知有相當大的落差。例如，中國政府在保護和發展西藏文化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巨大努力，但是卻依然被西方媒體橫加指責。到底什么是“西藏文化”？在許多西方人的腦海中，處在世界屋脊的西藏就是夢幻般的“香格里拉”，因而社會經濟的進步和發展都構成了對于傳統“文化”的損害。所以，如果說語言不通猶如“雞同鴨講”，那么對于基本概念沒有共識的交流無異于“聾子的對話”。
主動參與制定國際規則
建立東西方交流的“共識”，不能簡單化為“與國際接軌”，更不可輕言“普世價值”。我們且不涉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這樣的敏感問題，即便在價值觀念、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等問題上，我們中國人也不宜動輒“與國際接軌”。既然是“國際”、“普世”，那么就不應該是西方國家既定的“軌道”和“價值”。
“與國際接軌”要講究主動性和參與性，中國應更主動地參與國際軌道的鋪設，維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盡管全世界公認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是成功的范例，但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經濟發展理論模式。建議國內學術界與有關國際組織合作，對過去三十年來中國以及非洲、亞洲、拉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跡做一個詳盡的實證研究，在總結成功經驗和吸取失誤教訓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科學發展觀和理論模式，讓“中國模式”進入清華、北大、哈佛、牛津的經濟教科書，成為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政策建議和技術援助的必讀手冊。這就是我所要說的讓西方聽懂我們的聲音第三層次的要求，也是最高境界。
讓西方聽見我們的聲音并不難，讓西方乃至世界聽懂我們的聲音，任重而道遠。(翟華/亞洲開發銀行項目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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