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金融危機讓香港重重地摔在地上，韓國的電影打垮了香港電影。有些人開始反省，大家都在追問。反省成為香港社會轉變的契機
本刊記者/孫展 蘇琦
梁文道最為人所知的形象，是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中，那個平頭短發、黑框眼鏡，身材削瘦的“特邀嘉賓”。在電視上，他侃侃而談，對各種社會議題發表見解，或調侃或抨擊，雖嬉笑怒罵，卻不失書生本色。
其實，在電視之外，他的身份還有很多：媒體評論員、電臺主持、影評人、社會活動家、教師。但在香港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65號的牛棚藝術村，他還有一個身份，牛棚書院院長，一個愿意以自身參與推動香港社會進展的文化學者。
2002年，當梁文道在這個廢棄的屠宰房，創辦一所以公民教育為宗旨的民間學府時，大家還不清楚這個30出頭的年輕人，到底要折騰什么樣的東西。那時候的梁文道精力旺盛，他請來各式各樣的學者、公務員、藝人，甚至商販走上講臺，教授那些課本里學不到的知識。
在注重經濟利益的香港社會，這樣的知識幾乎對學生們的實際生活起不到任何幫助。但還是有不少人前來就學，其中有大學生、傳媒人、公務員，還有社會工作者。老師們不以權威自居，也并不是進行純理論的探討，學生們也不完全為了聽課，而是想了解——除了賺錢，在香港，還有沒有另外一些值得追求的東西。“牛棚書院從來不是知識性的學習，而是一種價值觀的培養。”梁文道說。
有一節課上，為了說明城市空間的多樣性，梁文道請來旺角的商販。在商販的眼中，旺角展現出不為普通人所知的景象：哪個街角人流多，適合生意，哪個地方巡邏多，容易被城市管理者捕獲，而又有那些小徑是逃跑的最好路線。就在學生們錯愕不已的時候，一名旺角地區的警察也被請到講臺，在警察的眼中，旺角又成了另外的圖景：什么地方容易出事故，巡邏時要小心，什么地方有商販出沒，容易引發糾紛，什么地方是常住居民多，治安良好。旺角就這樣被不同的人群解構，展現出豐富多彩的層次。
這些也許不是知識，但它對于理解香港，理解港人居住的本土社會卻有莫大的幫助。梁文道的心愿，就是讓這些觀念在那些關心公益的人群當中得到推廣。因為，這是根植于民間的，自我成長的動力源泉。
這個貼著香港地面行走的知識分子一直堅信，書本上知識不是拿來供奉在學府當中的，而是用于和民間結合，推進社會成長的。只要對香港文化和香港社會抱有足夠的好奇和熱情，并愿意親身參與其間，體會它成長的歡樂和停滯的苦痛的人，也必然會有自己的收獲。
牛棚的邊界試探
中國新聞周刊：外界看來，香港社會的經濟觀念非常濃厚，牛棚書院并不能給學生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憑什么吸引人來聽課？
梁文道：香港是個講究專業的地方，知識界沒有群體概念，缺乏橫向聯系。牛棚書院是希望提供這樣一個平臺，加強知識界的聯系，探討社會公共議題，培養學生的宏觀視野。學生們不僅僅只滿足做一個專才，還要成為關心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同時，這里也是社會團體的展覽地、講習地，還是一些社會運動的發起基地。
我們的學生沒有設定特別的人群，后來發現，前來聽課的人包括中學生、社工、傳媒、文化人、公務員，這說明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群體是很廣泛的。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么采用民間講學的形式？
梁文道：牛棚有兩個含義，一是這個地方原來就是一個屠牛場，另外牛棚對內地的知識分子也有特別的意義。牛棚書院對面是香港貧民區，讓知識階層和民間草根接觸是我的理想。
香港有深厚的書院文化傳統，這也是繼承了中國民間講學的方式。古代書院不僅僅是教書的地方，還是知識分子匯聚的地方，他們會彼此聯系，議論朝政，一開始就不是純學術的。牛棚書院也不是教授知識的，而是彼此學習、聯系的場所。
中國新聞周刊：牛棚書院是要對抗香港現有的主流價值觀嗎？
梁文道：商業意識是香港的主流價值，牛棚書院有自己提倡的價值，但不是要和其他的價值對抗。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理解是，獨立、中立，但不意味著和其他團體絕緣。牛棚書院和政府各種單位都有來往，有很多公務員來聽課，一些官員來講課。
我的想法是探索香港社會的各種邊界在哪里？這種邊界不一定是政治邊界，而是一些不合理的秩序，比如我在做實驗劇場的時候，有一條規定：觀眾在演出當中不能上舞臺。我找到管理部門，他們也不知道這條規定到底意味什么。于是我建議大家一起坐下來研究，結果發現這條古老的規定是針對當年劇場防火措施不完善，防止發生意外制定的。現在的狀況已經完全不同，僅僅因為慣性一直堅持。
我希望找出這些不合理的邊界，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對話，完善這個社會。
中國新聞周刊：回歸十年，香港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牛棚書院也參與其中，你認為書院對這種變化起到作用了嗎？
梁文道：沒有！應該說是香港社會本身有變化，使得我們受到一些關注，成為這個變化中的一分子。香港一些熱門的社會運動，其中一些骨干就是我們這里的學生和朋友。他們能夠參與其中，本身也體現了牛棚書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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