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六月二十七日電 題：鐘士元追憶香港回歸 “故事”
中新社記者 董會峰
今年九十高齡的他在香港土生土長，擔任公職四十年，一生充滿色彩，很多政治預言成真。他曾領導一家世界最大的電筒廠；先后擔任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首席議員；香港前途問題提出后，他穿梭于倫敦、北京之間，獲聘中國政府的港事顧問，擔任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籌委會委員；香港回歸后，出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是首批大紫荊勛章獲得者之一。
他，就是有香港“政壇常青樹”之稱的鐘士元。這位老人在此間接受中新社獨家采訪時說，他的第二次退休至今已八年。最近幾年，他腿腳不便，已不再出席公務活動，也未接受記者采訪。但他“腦筋清楚”，對香港的發展還是很關注，每天要看四份報紙，包括兩份英文日報。
“鄧小平強硬而自信”
一九八四年六月，鐘士元和另兩位同事首次訪問北京，見到了鄧小平。
“會面時，鄧小平先生首先發言，歡迎我們以個人身份到京，愿意聽取意見，但態度顯得相當強硬。他說，‘中英的談判你們是清楚的，這個問題我們會和英國解決，而且這些解決不會受到任何干擾，過去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
鐘士元續稱：“至于我們的發言，首先表明支持中國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并實行‘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接著講述了香港人當時面對九七回歸的三個主要擔心：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有名無實；擔心九七后，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干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處處干擾；第三，擔心將來的領導人改變現行國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落空。”
“鄧小平聽了，作出回應。他說，‘所謂香港人沒有信心，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見。目前中英談判的內容還沒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們一旦真正了解了，是會完全有信心的。’”
鐘士元坦承，以今日來看，香港經受住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SARS等考驗，“一國兩制”方針落實得相當好；當年的憂慮是不必要的，向鄧公反映的三個擔心都沒有發生。“那時候，中國改革開放剛起步，內地與香港比還很落后，加之前途不明朗，港人存有疑慮。誰能估到，其后的二十多年，中國經濟保持這么快的持續增長呢！”
九七交接二“故事”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夜，舉世矚目的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展中心新翼舉行。鐘士元也參加了。“那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多貴賓出席的一次盛典，我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召集人，被安排在主席臺中方一方的最高一排座位上。”
“英方的下旗儀式只有短短的二十多秒。聆聽雄壯的中國國歌奏響，目睹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升起，那一刻我百感交集，過去一幕幕記憶紛至沓來：三年艱苦的香港前途談判、十二年的漫長過渡期……喜與悲，都仿似一瞬間的事情。”
鐘士元對記者說，在十年前那些下雨的日子，還有兩個“故事”令他記憶深刻。其一，六月三十日傍晚，由港英政府籌備的第二幕告別儀式，在添馬艦東面的露天操場舉行，大雨下個不停，多數臨時架設的看臺沒有上蓋，賓客表現得相當狼狽。怡和洋行的“大班”亨利·凱瑟克就因天雨地滑，一時不慎，摔了一跤，折斷腳骨，受傷的腳有數月都要扎著繃帶。
另一個是關于鐘老自己。“我這一輩土生土長較老的香港人，很少會說普通話。九七年，我八十歲。六月二十九日，為了特區宣誓就職儀式，我們在會展中心彩排，當我引領行政會議成員上臺，以不靈光的普通話向董建華宣誓時，引來全場大笑，董特首等人甚至笑到流淚。”
“在錄音帶和同僚的幫助下，我用普通話苦練宣誓詞。七月一日凌晨終于過關。可惜的是，香港回歸十年了，我的普通話沒有進步，能聽但講不好。”
港珠澳大橋問題本有機會早解決
談到近些年廣受關注的港珠澳大橋(前身為伶仃洋大橋)問題，鐘士元透露，如果不是有人阻撓，這個項目，早就解決了。
鐘士元主要用粵語與記者交談，偶爾夾雜英語、普通話。他說：一九九六年前，預委會經濟小組在北京開會，珠海市負責人梁廣大向我們提起伶仃洋大橋構想，希望在香港上岸，只要香港政府同意，不用花費香港的錢。這一意見反映到港府，“末代港督”彭定康不同意。
“香港回歸后，一九九七年七月下旬，梁廣大來香港，在特首董建華辦公室，梁廣大再次提起伶仃洋大橋。當時我在場，董建華問我什么意見。我說我贊成，時間越早越好；連接珠海和香港的伶仃洋大橋一旦建成，將打開珠三角的西部，對香港的經濟利益很重。”
“遺憾的是，香港主要官員中有人不同意這觀點，反對此項目，事情也就擱置下來，對香港特區是一大損失。”
“全國人大釋法是很有道理的”
香港回歸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三次釋法。鐘士元認為，人大釋法是很有道理的，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
“其實，基本法規定得很清楚，人大常委會擁有該法的解釋權。英國也有類似釋法這樣的做法。當某個條文有爭論的時候，由上議院六、七位有一定社會地位、法律專長的勛爵，作出裁決。”
對于香港的未來，鐘士元表示樂觀。他說，主要還看中國整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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