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兩地：
眼下內地“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在即，標志著打擊腐敗“從源頭治理”的落實，中國內地的反貪工作也在積極推進之中。而回歸后的香港ICAC，就如一面越來越清晰的鏡子，除了提供典范以外，又是否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記者：回歸初期，相繼有來港上市的國企和民企爆出貪污丑聞，上海地產的毛玉萍成階下囚，中銀(香港)前總裁劉金寶在內地更被判死刑。這些事件會不會影響到香港的廉潔環境？
羅范椒芬：回歸初期，兩地公司的行為方式很不同。我們處理的案件大多都是1999年、2000年、2002年遺留下來的，是那時來港上市的公司“犯”下的。
目前這個領域大家正在增加關注，在這些方面也逐漸與國際接軌。近年來，類似的案件已經減少了。對于內地來港上市的公司，我們一樣會密切接觸。此外，我們還和內地證監局積極合作，向北京、上海等地上市公司介紹經驗。過去3年，廉署曾為逾130間內地來港上市公司安排防貪講座，接觸超過6000名員工。
記者：回歸以后，兩地經濟交往增多，跨境犯罪是否也增多了？
羅范椒芬：關于跨境，要有一個準確的定義。如果香港人在內地犯法，那就可以當作內地的貪污案件，我們沒有跨境的管轄權。但公務員就不同了。如果香港公務員在內地觸犯香港的反貪污法例，我們都可以在香港控告他。
現在也有一些中小企業向我們反映，他們在內地做生意，經常需要給一些額外的開支做“人情費”，以使事情更快捷地被解決。這些是不是貪污我們也很難斷定。
我希望香港的生意人不要在內地知法犯法，也希望兩地政府加強溝通，避免貪污發生，不要讓這些商人無所適從。
記者：粵港經濟交往頻繁，在反貪方面，有沒有什么合作？
羅范椒芬：現在，我們和內地的合作已經很密切。從1997年到2006年，內地檢察機關來港400多次，會見證人約700人，我們到內地240多次，會見證人330多人。年初時，我曾到北京等地，高檢和廣東省檢察院對這種合作都很支持，廣東方面也有人來香港交流，和我們一起制定了一個框架，希望今年能制定一份新的兩地防貪資料冊給跨境商人參考。
記者：在和內地的合作中，你覺得兩地在反貪認識和做法上有哪些不同？
羅范椒芬：我接觸的官員都是比較高層的。從反貪方面講，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如果說有什么不同，我覺得兩地在法規上有點不一樣。內地往往會規定一條標準線，比如多少錢以下就不做處理。但香港不同，我們是“零容忍”。比如貪污，哪怕貪再少的錢，都是錯的。去年，香港城市大學一名內地博士生用一萬元買試卷，被判監禁6個月。犯了事，我們要懲罰，要讓她知道犯了錯，但事后我們還是很寬容的，不會因為她有案底，就遣返她。城大還安排那個學生繼續回學校讀書，同學們也都很接受她，學校很照顧。她不了解香港法律，但知錯能改就好。
記者：你覺得內地有沒有可能復制香港的反貪模式？
羅范椒芬：大家的理念是相同的，都講源頭治理。但是在結構上，我認為很難完全復制。香港有香港的政治制度，權力不集中，如果要收買就要收買整個部門才可以，這樣成本太高，降低了行賄的可能性。
記者：關于反貪，我們常說“高薪養廉”，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羅范椒芬：我認為，高薪未必養廉，但是薪酬一定要讓人有一個一般的小康生活，要過得去。這只是前提。關鍵還是要在制度上做到透明、公平、權力分散，讓人不敢貪、不能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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