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飯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團長攤了牌
1984年4月11日舉行第12輪會談，中英香港談判開始進入第二個議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問題。有關這項議程的核心問題就是小平講的要保證過渡時期香港的局勢能保持穩定。小平怕他們在這個期間制造混亂，需要有一個中英聯合機構進駐香港。
我們就根據小平的意思擬了個草案，開始的名字叫“中英聯合委員會草案”，在談判桌上交給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驚。用柯利達回憶錄上的話，就如“晴天霹靂”一樣，沒想到中國還有這么一手。然后英方開始頑抗，無論如何不同意，說那不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嗎？談判卡殼了。后來我們把聯合委員會改叫聯合小組，英方還是不讓進駐。
6月中旬的第16輪談判結束以后，決定成立一個負責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組。但仍不同意在香港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這個時候柯利達也有點著急，因為再過兩個月就到了兩年的限期了。他建議管香港問題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國來訪問。
這個時候我也考慮了一下，英國的顧慮無非是怕我們干預日常的行政事務。我們把這個機構的任務講清楚點，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務，它的任務主要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款，對涉及平穩過渡的問題研究討論，作出決定。另外，時間上也還可以照顧一下，給英國人一個面子下臺階。
我們向小平同志匯報后，他說：進駐是必須的，名稱可以改變，進駐時間早晚也可以松動。晚兩年進駐和晚兩年撤銷也無所謂。你們爭取按此方案談出個結果來。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這班人馬就到了，住在釣魚臺。中午，我安排了一次會見，由我做東，請柯利達、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這張牌來，我說：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這個問題需要早一點解決。我提出，聯合小組必須進駐香港，除了明確規定任務之外，進駐的時間可以晚點兒。1984年年底正式簽署協議，可以1988年1月1日進駐，到2000年結束。我說：這是中國最后的方案。如果你們還不接受，我們撤回我們的方案，這個不算數了，撤回方案的后果你們負責。
柯利達在他的回憶錄里講，說他坐飛機，本來時差還沒有倒回來，吃飯的時候正昏昏欲睡，一聽到這個情況猛然驚醒，意識到中國要攤牌了，不能不嚴肅地對待。他這樣寫道：我睡眠不足。從家出來第一個夜晚就主要跟杰弗里•豪和高德年一起在飛機的后艙里，為聯合聯絡小組起草的職權范圍進行反復修改，對跟能豪飲茅臺的周南先生共進午餐并不十分感興趣。但是，他的信息令我頓時清醒過來。他說中方有一些重要的領導人會議即將迫近。他們會影響香港。那就暗示著懸而未決的問題必須在未來的2到3天內解決。否則，中國人就會收回原先所提出的方案，談判就會失敗。
午餐后柯利達馬上從2號樓跑到他們住的樓，把這個情況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匯報。杰弗里•豪一聽，說：你不要在屋子里談，屋子里可能有中國安的竊聽器。咱們到外邊，找個大樹底下談。
那時候是7月份，驕陽似火。杰弗里•豪的回憶錄里面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他說：天曉得大樹底下是不是也有竊聽器。
杰弗里•豪認為這是中國底線，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說要逼中國做更大的讓步，最好能打掉聯合小組。但是，他是少數，多數還是認為搞不好要破裂，要馬上向倫敦發報提出建議。所以那天下午的會談，柯利達缺席，我們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館發電報去了。第二天，姬鵬飛請吃飯，剛喝了個湯，那邊就來電話把他叫回去了。我想是回電了，果然是這樣。撒切爾夫人同意跟我們達成妥協，只是還要英方代表爭取再晚些年才讓小組進駐香港。
我們說是1988年進去，后來他們提出推遲到1993年，協議簽署后再進駐，我們斷然拒絕。英方提出進去要再晚幾年結束工作，我說不行。我們提出聯合小組到2000年1月1日結束，他們也不干，想拖到2002年。我也拒絕了。
結果杰弗里•豪見趙紫陽的時候說，1988年的1月1日讓聯合小組進駐香港，時間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趙紫陽和我們商量了一下，想想半年也可以讓，就讓了他半年，確定聯合小組自1988年7月1日進駐。這樣就達成協議。
我們一達成協議，馬上報告給小平同志，他就坐專列回來見杰弗里•豪。31日早晨回到北京。在會見杰弗里•豪之前，小平同志找我們去匯報，聽了后說：那好了，大問題都解決了，等會兒我見他的時候就可以講歡迎英國女王來訪了。
12月17日，杰弗里•豪同撒切爾夫人來到北京釣魚臺，出席中英《聯合聲明》的正式簽字儀式。撒切爾夫人在回憶錄中說：“協議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的勝利，因為我們是同一個不肯讓步，而且在實力上又遠遠超過我們的大國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國《時代》周刊在報道中英協議達成的文章中說：中英談判像是一場“雙方比賽膽量的戰斗，而英國方面首先敗退下來”。
1984年10月1日，在協議草簽之后的國慶節，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就是在那一次，游行隊伍中的北大學生在走到天安門時，打出了“小平您好”的大型標語。
香港問題的解決，是小平同志親自領導的，在協議草簽后的一次中顧委會議上，他講到這一年他就干了兩件事，一件是沿海口岸的開放，另一件就是香港問題的解決。他說：其他的事，都是別人干的。
(本文摘編自《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宗道一等編著，齊魯書社將于2007年6月出版，本版圖片由齊魯書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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