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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簡介　　劉焯華,現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主席,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推薦法官獨立委員會主席,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45年生于澳門,曾就讀于暨南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1984年到1999年連續三屆當選澳葡時期立法會議員,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后,連續三屆當選立法會副主席,曾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過渡時期

　　-高端對話

　　1999年,當五星紅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高高飄揚在澳門上空那一刻,“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八個大字從此牢牢地銘刻在澳門歷史之中,而體現“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最重要的載體———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也應運而生。

　　2009年10月16日,劉焯華當選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主席,在此前的三屆立法會中,他一直連任副主席。他在澳葡時期(葡萄牙占領澳門的時期)就開始擔任議員,1984年當選澳葡時期第三屆立法會議員直到1999年,連任三屆。從澳葡時期的立法會到回歸后的立法會,他有何感想?又如何評價前后兩個立法會?站在澳門的大歷史面前,他又如何看待澳門的民主化進程?

　　立法與行政要制衡更要配合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如何評價十年來澳門立法會的工作?

　　劉焯華(以下簡稱“劉”):2005年吳邦國委員長接見澳門立法會領導成員時說,回歸五年來澳門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特區政府做了頗有成效的工作,對此立法會也功不可沒,這是委員長代表中央對立法會的評價。

　　記:在澳門的政治體系中,立法會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劉:澳門的政治體系是按照行政與立法相互配合、相互制衡,司法獨立的原則運行的。澳門立法會職權,概括起來是兩個:立法和監督。其中,立法是立法會的第一職權,就是按照《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暫停實施和廢除法律。在監督方面,立法會要審核、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和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也要對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進行辯論,平時也可以針對重大的公共利益事件進行辯論,議員可以向政府工作提出意見等等。我們通過立法工作來落實行政與立法相配合與制衡的原則。

　　記:西方國家的政治體系設計中,往往強調制衡,但我發現您在介紹澳門的政治體系時往往在制衡前面先加上一個“配合”。

　　劉:這也是《基本法》所體現的一個原則,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記:那這些配合都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劉:比如《基本法》第23條規定要求澳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無論特區政府還是立法會議員、社團成員均認為,“23條”要落實,但問題是怎么立這個法。在這點上特區政府與立法會配合得比較好,政府首先聽取了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各階層的意見,這使得立法會議員比較早地了解到相關法律內容,因此議員們也可以較早地提出意見。由于立法會能夠較早地與政府溝通,所以,在政府正式提案之前就已經采納了立法會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審議期間又聽取了立法會的意見,因此,國家安全法在澳門得以高票通過。

　　記:關鍵是大家的認識統一,民眾又相信立法會能有效地代表他們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立法會相互配合,既照顧了公共利益,又提高了辦事效率。

　　劉:的確是這樣的。在澳門很多重大決策都能體現這一點。

　　監督政府不是別有用心

　　記:您講了很多“配合”,會不會有人會說“立法會太配合了”?

　　劉:不會,立法會絕不是一個橡皮圖章,不至于政府拿什么來我們都通過。也有政府提出的法案不被通過的,但是不通過不是否決,而是政府把法案撤回。

　　記:比如?

　　劉:比如“年齡規則”的問題。按照現在澳門的法律,青少年犯罪年齡到了16歲就要按刑法處理。曾有人建議把青少年的犯罪年齡由16歲降到14歲。政府提出議案之后,立法會爭議比較大。政府的提案是:如果14歲的青年犯的案件是嚴重案件,就要按照年齡規則；輕的就不按年齡規則。

　　記:這會不會不公平?

　　劉:當時也有這種聲音,他們說:“嚴重的案件對青少年的刑法太重了,而且重的罰,輕的不罰”,因此,對這個法案,討論之后沒有產生共識。議員認為這個法案通過之后會對社會有不好的影響,因此與政府協商之后,政府把法案撤回。

　　記:您說立法會概括起來有兩大職能,一個是立法,另一個是監督,您剛才談了立法,現在能不能給我們談談監督?

　　劉:至于監督,立法會也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為讓議員更好地履行監督政府的職責,2000年立法會還通過決議做出有關的規定,保障議員能依法提出意見監督政府。10年來,議員對政府政策的質詢每年都有增加。

　　記:我記得“歐文龍案”發生之后,澳門民眾對立法會加強對政府監督的呼聲特別高。

　　劉:是的。其實有沒有這一事件,議員都要加強對政府的監督,有了這個事件,我們要更加重視。所以事件發生之后,我們成立了兩個臨時委員會,一個專門跟進政府土地公共工程批給；一個專門研究政府財政,兩個委員會做了意見書和報告。關鍵是通過這些工作,把整個政府工作做好。我們的監督工作是善意的,我們要做的是通過我們的批評和建議改進政府工作。我們實事求是提出我們的意見,不是別有用心,更不應該成為反對派。

　　回歸前總督立法逾七成

　　記:我了解到,您在1984年,也就是澳葡時期,就開始擔任立法會議員,一直到1999年。后來您又連續三屆當選特區立法會的副主席,今年10月又當選了特區立法會主席。可以說您是老議員了。您認為特區立法會與澳葡時期的立法會在功能上一樣嗎?

　　劉:《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可以對行政長官提出的施政報告進行辯論,就政府工作提出質詢,就公共利益進行辯論等等。這些監督政府的權力,在澳葡時代都是沒有的。回歸后,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我們制定了質詢、辯論、聽證的規則,就開始了這項工作。

　　記:那在立法方面呢?

　　劉:回歸前,立法會沒有什么立法權,總督也可以通過法令制定法律,他制定的法律地位與立法會制定的一樣。總督立法的數量比立法會更多。澳門回歸前70%多的法令是總督立的法,只有不到30%是立法會立的法。回歸之后,《基本法》規定,立法會是唯一的立法機關,到目前為止,我們立了120多部法律。政府只能訂立行政法規,當然政府可以提案,但法一定要經過立法會通過。

　　記:那現在議員們發揮的作用有什么變化?

　　劉:《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立法權比以前大多了,因此,澳門議員參與的積極性也高了,議員說話也多了,參與程度提高了。而且澳門居民現在也把自己當成主人了,所以老百姓說話也多了,意見也多了,議員反映的問題就多了,這是好事。

　　記:從澳門的大歷史來看,澳門的民主化進程在特區成立之后有什么樣的變化?

　　劉:澳門的政治發展,是漸進的。直到回歸時,澳葡時期的立法會也才有23個議員,結構組成是“八八七”,就是八個直接選舉,八個間接選舉,七個總督任命。2001的時候,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議員各增加兩個,變成了27個；2005直接選舉又增加了兩個,議員總數增加到了29個,增加了直接選舉的比例,行政長官任命的比例也就相對減少了,民主化程度也就相應地提高了。澳門的政治正是這樣循序漸進地發展的。而正像剛才說的,立法會擁有了不曾有的監督權并獨享立法權,這都是澳門歷史上民主化的巨大進步。

　　記:展望下一個十年,您覺得立法會要做哪些工作?

　　劉:我們還是要加強立法和監督兩方面的工作。雖然議員不一定是法律的專業人士,是選民選上來的,應該能代表不同階層的意見。但涉及立法,如果議員對法律了解不足的話,對工作會有影響。我認為議員立法的素質需要提高。

　　記:您現在有什么規劃了嗎?

　　劉:我們也準備多搞一些法律的研討會或者論壇,讓本地、內地和外國的法律專家通過對法律的研討,讓議員參加去提高議員法律方面的知識。

　　文/圖:

　　南方日報記者戎明昌

　　見習記者趙楊發自澳門

　　回歸地標·鏡湖醫院超過三分之二醫生畢業廣東高校

　　鏡湖醫院創辦于1871年,草創時期是一所傳統中醫院。直到1892年,孫中山來此擔任義務醫生,才開創鏡湖的西醫先河。1946年,愛國醫生柯麟擔任首任院長,直至1984年。

　　澳門回歸十年來,鏡湖醫院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加強與中大醫學院、與內地醫療合作,醫療服務技術受到廣泛歡迎,成為澳門本地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謝苗楓攝影報道

　　由于澳門本地高等院校沒有醫學院,因此長久以來澳門醫護工作者都十分“稀缺”。“過去從醫的學生只能到歐美、香港等地就讀,但他們學成以后一般都會選擇留在就學當地；即使回澳也會到福利比較好、澳葡政府公辦的山頂醫院入職。”劉小林說,澳門回歸后,高等教育渠道拓寬,澳門高中生也逐漸選擇到暨南大學、中山大學醫學院就讀,畢業后大多回到澳門工作,使澳門醫護工作者隊伍不斷壯大。

　　九成技術人員內地受過教育

　　以鏡湖醫院為例,在職員工從回歸前的約1000名發展到現在近1600名,其中,90%以上技術人員有內地教育背景；而非澳門本地居民比重逾半,當中又有一半來自廣東。目前鏡湖醫院醫生有300多名,不僅超過三分之二是畢業于中大、暨大,而且有兩名二級教授從廣東前來“駐點服務”,每年有近八成醫生在不同時期到內地進修。

　　澳門人平均預期壽命世界第二

　　據了解,目前鏡湖醫院已經發展成為一所有相當規模的現代化綜合性教學醫院,門急診人數超過100萬人次,醫療服務量比回歸前上升了1/3,在澳門醫療服務市場超過“半壁江山”。

　　事實上,不僅作為民辦慈善機構的鏡湖醫院得到特區政府支持,澳門整個醫療衛生資源也在回歸后得到了特區政府的重視。據悉,特區政府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開支投入由2000年的11.3億元上升至2007年的20億元,免費醫療網絡覆蓋面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初級衛生保健系統被世界衛生組織視為太平洋地區的典范。2008年澳門平均預期壽命高達84歲,全球排名第二。

　　南方日報記者謝苗楓

　　林亞茗發自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