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相互制衡機制
記者:你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投入商海，從個人的經歷來看，企業的外部環境，包括法律和政策上有什么改變？
潘石屹:從法律和周圍的環境來看，是越來越規范了。政府官員的素質也是越來越高，個別幾個部委除外。現在的官員還是都挺有知識分子氣質的。
記者:有人將1994年鄧小平不過問政事之后，稱作后鄧小平時代。你感覺后鄧小平時代，有了哪些不同？
潘石屹:我覺得到了鄧小平復出的時候，國家已經到了一個特別危亡的地步。你想，大家都吃不上飯，人們的心情都很壓抑，天天批斗能夠心情好嗎？前些年我就覺得，鄧小平是個偉人，多虧了他，要是沒他，這怎么辦呢？實際上，鄧小平也是那個時代人民推選出來的代表。他只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別搞階級斗爭了，我們要發展經濟，別把我們給餓死了。
到了后鄧小平時代，領導人都是溫文爾雅，有知識分子氣質，處理事情還是比較溫和的。這個時代確實需要這樣的人。
我覺得鄧小平是個承前啟后的人，從動亂時代出來的一個強人，治理完之后，一代一代都能出現專業的、知識分子型的、有人文關懷的一些人。我覺得這個時代不要再出來強人了。需要相互制衡機制，最重要的我覺得還是媒體的公開。最怕的是誰都不說話，這就可能出大問題。
記者:你算是精神生活比較豐富的企業家，你覺得毛時代、鄧時代和后鄧時代，整個社會的精神文化方面的變化是怎樣的？
潘石屹: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寬松。現在基本上是，只要你不反黨，沒有太黃色的東西，你的觀點都可以表達。
一部分人先富只是一個過程
記者:學界認為現在中國是金字塔型社會，像你這樣的企業家屬于塔尖上的少數人中的一分子，但是大部分人都在塔底下。有人認為是改革出現了偏差，才導致現在貧富差距如此懸殊，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潘石屹:我不這樣認為。應該說，中國的物質財富從整體上是增加了，這是毫無疑問的。每年都有差不多百分之十的GDP增長，現在GDP總額在全世界排位是第四。這是在全世界任何一個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中都沒有過的。
其實中國真正的財富積累，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的積累。從鄧小平南巡講話到今天，短短的時間，一部分人先擁有了財富，大部分人因為原來的底子非常薄弱，還沒有共同富裕。這是一個過程，并不是最終的結果。最后的結果，就是精神的發展和物質的發展平衡起來。否則我們再發展五十年，富有的人還是富有，窮的人還是吃不上飯。就跟香港一樣，香港不超過十個人擁有了香港幾乎所有的財富。在一個島上可以，可如果遍布中國，全是這樣一種模式，一定是一個不穩定的模式。
記者:也不是每個國家都是金字塔型社會。雖然也有窮人富人，但很多西方國家是橄欖型結構，中產階級占社會總人口中的多數。導致中國兩極分化的原因，是不是也和改革的政策有關，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尋租、權錢交易等腐敗。
潘石屹:政策上也有好多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定要拿出一整套的市場經濟的規則，如果把制定的規則和權力結合在一起的話，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腐敗，不公正。
記者:私企的原罪問題一直討論得比較熱烈。有人覺得中國私企的第一桶金基本都是不干凈的，要對他們進行清算。你怎么看私企的原罪問題？
潘石屹:“私企有原罪”這個提法我是堅決反對的。總得有個標準，這個私企到底是不是違法了？如果違法了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懲處，沒有違法的話就沒事了，有什么原罪？原罪這種模棱兩可的東西，不應該去提它。
記者:你個人會對類似的提法感到壓力嗎？有種說法是，在一段時期內，很多私營企業主顧慮重重，不愿在中國把企業做大，一度把資金轉到國外去。
潘石屹: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怎樣才能夠沒有壓力，能夠不用一個國外的身份也感覺很安全？最關鍵也最基本的一點，我覺得是守法，按章納稅。我從建公司的那天起，就對我的財務人員說，我對你只有一個要求，就是絕對不能做一分錢的假賬。不光拿到中國的稅務部門去看，就是拿到國外去看的話，都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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