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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農業地產”，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種違規現象，開發商在農村違規租地，建房售樓，卻以農業項目向政府申報，以掩飾自己的違規行為。
現象產生原因是，當全國各城市地價飛升時，鄉村土地成為資本的追逐對象。此前村民的宅基地被村干部開發成小產權房出售，如今則是大片的耕地在城鄉統籌、都市農業等試驗中，被開發商“租”用。
北京、大連、沈陽、重慶等許多城市均出現農業地產現象。其背后的本質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村集體在嘗試突破《土地管理法》為村集體使用土地的限制。這樣大面積的違規現象是否會對現有土地制度產生觸動？
北京懷柔、順義、房山等郊區縣出現許多奇異、時髦的農業項目。它們多是些蔬菜大棚，每個大棚邊上都配備一棟別墅，有歐式尖頂風格，也有平房農院式。
這些別墅向城市居民租售，并附送大棚，價格低廉得讓人怦然心動，均價每平米一千五。而如今，在北京五環邊，要找到每平米低于一萬元的期房已是非常困難。
別墅樓盤的名稱一律披上綠色農業外衣，“農業園”、“種植園”，或是“農業科技開發園”。
地產和農業，構成了一個巧妙組合。這類組合不只發生在北京，大連、沈陽、重慶、廣東等各地都不約而同地出現類似項目。
重慶的一些開發商直接將其稱為農業地產，其操作方式多違法違規，村集體成為土地的供應商，依然沖擊現在土地制度，或將促動現代土地產權改革。
城郊蔓延農業地產
無論是“農業地產”還是此前的“小產權房”，背后的實質都是，村集體成為了政府之外的另一個“土地供應商”�！ �
長久以來，中國的土地制度將農業和地產分作井水與河水，兩者互不侵犯。別墅、商品房只能建造在城市建設用地上。而村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只能用于耕作或村集體建設。
“農業地產”的出現，造成了對中國現有土地制度的一次沖擊。表面上改變的是，那些種糧、種菜、種果樹的土地上“種”出了別墅；而更意味深長的是，村集體甚至村民也成為“土地供應商”。
小羅山村委會向開發商出租了40余畝土地，使九典種植園的別墅群得以在懷柔的潮白河邊矗立。該村委會同時成為了這個項目的合伙人。
重慶白鶴村村民肖光復的地也租給了一家“農業地產”開發商，他每年可獲得稻谷千斤，合計800元。如果他去園區打工，每月還可領800元薪水。肖光復說，如果按長期計算，租地補償勝于國家征用的償付。征地一次性補償只有三四萬，租地能解決工作生計，租期過后地還屬于村民自己。
愈來愈多的村民對土地利潤產出的觀念發生轉變。他們發現一畝耕地產千斤谷，值幾百元；如今，當蓋上一棟房后，最少可賣到二三十萬。村集體在租地之余，自己也建房售樓。
這樣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得到鄉鎮政府的默許。有時，他們會自制產權證，頒給由村委會開發建設的樓房。相對于國家頒給城市建設用地上商品房的產權證，這些產權證不能在市場上公開流通，人們稱之為“小產權證”。
如今看來，村集體提供土地、投身地產的利益沖動在全國有蔓延之勢。北京房山、通州、懷柔等郊區縣，別墅型小產權房云集。
來自一份北京的房屋中介統計報告顯示，2007年，北京“小產權房”項目的面積相當于可售房屋面積的1/3。
另一家房屋中介調查顯示，目前北京已售和在建的“小產權房”很快就會超過1000萬平方米，而北京市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未來三年的目標也只有2000萬平方米。
不僅是北京，石家莊市開發區宋營鎮東仰陵村的“加洲陽光”、南京市鐵心橋街道的“鳳翔花園”，均是規模龐大的小產權住宅區，面積達幾十萬平方米。
由于這些樓房、別墅的土地是村集體提供，他們不收取土地出讓金和各種稅費，致使開發成本低廉。有媒體曾計算過，小產權房的開發成本約是城市商品房的1/3。
所以，在這些土地上“種”出的樓房、別墅，房價之低讓人大跌眼鏡。
北京小羅山村的別墅，售價在20萬到50萬之間，而城市建設用地上的別墅價格是它的10倍。城里去鄉村購買的人，趨之若鶩。
宋洪軍想到農村找地建房。他是重慶嘉和日盛置業公司的策劃總監。他和重慶地產界的朋友都注意到，村集體向房地產界提供土地的現象日益普遍。他們期盼啟動現代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
農業地產的幾套外衣
在別墅邊上搭建溫室大棚，將地產項目申請為農業項目，村集體只有在這樣的形勢下才能繼續向城市開發商提供土地，為自己謀得利益�！ �
《憲法》在1982年賦予了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其中規定：“農村和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
但是村集體對使用土地的權力，也是受到限制的。
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明確禁止，農民住宅向城市居民出售，
禁令之后，村集體不向外出售住宅，而改成向開發商出租土地，建造小產權房。并且局勢愈演愈烈。
到了2007年，風險值升到頂端。
2007年4月16日，北京房山青龍頭村85棟鄉產權別墅被拆，理由是違法占有耕地，另3名涉案人員被羈押。
去年6月，建設部發布風險提示：小產權房不受法律保護。之后的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禁止城鎮居民購買小產權房。
姚莉最近常會感到不安。她在懷柔區小羅山村開發的“九典種植園”，被指為小產權房，執法部門將其叫停。她擔心200萬的投資將打水漂兒。
當村集體提供的土地變得愈來愈不安全時，“農業地產”的外衣翩然而至，這對于村集體這個土地所有者來說，更像是個妥協。
妥協在短時間內形成一套系統。首先，樓盤銷售都不刊發媒體廣告，若在媒體上出現，也是“都市田園夢”之類的農業投資軟文。更多的是通過短信和街頭小傳單形式，招攬客戶。
其次，售樓處的小姐不宣稱售房，而是強調租房，花費二三十萬租用樓房二三十年。同時，別墅也有了一個花名———管護房，管護每個別墅配備的蔬菜大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須去當地的農業部門進行項目申請。為了不讓自己的投資付之東流，姚莉目前正在向懷柔區政府申請“種植園”為農業項目。
在新農村建設、城鄉統籌等各種政策縫隙中，“農業地產”輕易找到生存空間。
“農業地產”在北京找到的政策縫隙是，北京于2006年要求下轄的區縣大力發展溫室大棚等設施農業，并提供資金補貼。而在重慶，則是城鄉統籌和都市農業讓“博士農業科技園”———溫室大棚配兩層別墅的地產項目，獲得市、區兩級重點農業項目。
綠民公司的李飛比姚莉幸運，他在順義開發的綠民農業園，同樣是大棚配備管護房的形式，只是項目早已得到順義區政府的支持。
而在國土資源部有關人士看來，這些做法都屬違法，尤其是當農業地產占用大量耕地時。目前中國18億畝耕地紅線面臨失守之險。
2007年12月11日，國務院會議上指出，中國目前的土地資源處于緊缺狀態，禁止城鎮居民購買小產權房。
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在《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說，國務院做出這個規定是出于保護耕地考慮，但是不能因噎廢食。
不明朗的出路
對于如何處理那些已建成的“農業地產”，國土資源部政策法規司有關人士也沒有給出本報記者肯定回答�！ �
在蔡繼明看來，現有的土地交易現狀是不合理的。
他在受訪時指出，政府利用國家行政權力，用很低廉的價格獲得了土地，實際上真實的土地價值并沒有反映出來，同時又造成了收益分配的不合理。
而國土資源部一位人士說，目前現行法律還跟不上，如果一旦放開土地管理，對國家嚴控的18億畝耕地保護目標肯定造成嚴重威脅。
2007年末，曾任職于國務院房改辦的資深學者武建東說，未來土地政策肯定趨嚴趨緊。國務院也計劃年末出臺有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方面政策的通知，至于以何種方式對外發布，還不清楚。
2008年1月8日，土地嚴政出臺，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通知，明確要求“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農民集體所有土地搞房地產開發�！�
對于如何處理那些已建成的“農業地產”，國土資源部政策法規司有關人士也沒有給出本報記者肯定回答。
北京某個農業項目的“售樓”小姐則向心有疑慮的購買者表達著樂觀前途，“你想一想，政府怎么可能拆掉這么多已經建好或者已經入住的房子，這都是社會財富，如果拆掉，也是浪費啊。再說一旦拆除肯定會引起社會不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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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的三次重要變化
第一時期
1950年6月30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形成了自耕農所有制。對擁有的土地“有權自由經營、買賣和出租”。
第二時期
1955年夏，新中國通過農業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運動，土地制度改造為集體所有制。
第三時期
1978年，鳳陽小崗的“大包干”，揭開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從單純集體所有向集體所有、家庭經營的兩權分離模式轉變。
2003年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卻從法律層面體現了對于合法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護。
(記者 呂宗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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