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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如水，逐利而行。

　　民間資本的投資活躍度與流向，成為經濟企穩回升能否持續的關鍵所在。

　　而在中國民間資本的巨大版圖上，溫州民間資本無疑占據著霸主地位。溫州人，這個被冠以“中國猶太人”之稱的群體，以其敏銳的市場嗅覺，總能先知先覺地捕捉到財富增值的先機。因而，溫州民間資本的風吹草動也就成為民間資本投資的風向標。

　　溫州市市長趙一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溫州民資主要有兩部分，一是銀行儲蓄，截至去年底，該市本外幣存款余額已達4244億元，其中一半是活期存款；二是散落在民間流動性強的民資，約3000億元。這意味著，溫州人手中至少擁有5000億元的“閑錢”。

　　而據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估算，經過二三十年的財富積累，目前溫州民間資本已有6000億元之巨。

　　敢闖敢干的溫州商人攜巨款從故鄉出發，如飛瀑傾瀉般地奔向世界的各個角落，尋找著資本滲透的縫隙。他們出手的闊綽和抱團效應，使得其所涉及的地區、行業，總會深刻感受到這股民間資本的巨大經濟沖擊力。

　　民資跟著“利潤空間”走

　　近幾年來，從炒房炒煤炒黃金，到炒棉炒電炒礦產，雖未能涵蓋溫州民間資本的投資類型，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溫州民間資本的流動軌跡。

　　“哪里有錢賺，民間資本當然就投向哪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戴志敏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

　　溫州民間資本的威力，最初是從自家門口的“炒房”開始。1998年到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進入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市區房價快速從2000元/平方米左右，飆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到了1999年，溫州的民間資本開始進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產市場；2001年，第一支購房團前往上海，同時，另一支購房團前往杭州。僅這一年溫州人投資在房地產上的資金就達2000億元。“溫州炒房團”由此誕生，以此為始，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當地房價一路狂飆。

　　2002年，全國能源緊缺，煤炭價格飛漲，而煤炭是個高投入產業，山西的煤老板們自有資金有限，溫州的投資者就充分發揮溫州民間資本的優勢，將籌集的資金投向山西煤礦。據估計，山西省60%的煤礦被溫州人收購。因此，當時流傳著這么一種說法，“在山西任何一個產煤市縣，都活躍著溫州炒煤團的身影。”

　　2003年，棉花減產，棉價上升，溫州30億民間資本進入產棉大區新疆，收購新疆棉花。2006年，商品期貨牛市洶涌而至，許多企業開始投資有色金屬礦產；2007年，石油價格上漲，50億溫州民資進入西部，大量收購油井……幾乎如出一轍，溫州民間資本的觸角窺探著每一個能有豐厚回報的行業，但是，當“草根”企圖擠進國有企業壟斷、政府管制的行業時，風險也隨之而來。

　　面對調控風險

　　當資本在投融資過程中，如果回報需求被過分放大，進而演化為投機資金時，風險程度就大得驚人，很容易血本無歸。

　　2005年年底，國家開始對煤炭行業進行整治，對不達標的小煤窯實行“關、停、并”政策，使得“炒煤團”發端地——溫州平陽縣水頭鎮的部分炒煤資金開始回撤。央行平陽支行在一份文件中稱，對外投資煤礦的資金流出量逐漸減少，存款增幅出現回升現象。由于沒有及時撤出，很多溫州商人連老本都賠了進去。

　　更讓溫州人刻骨銘心的是，調控房地產的“國八條”的出臺。上海房地產價格應聲而降，溫州“炒房團”的大批房產投資者資金吃緊。很多溫州人都選擇將房子出租給一些中小公司做辦公用房以獲取利潤。隨著房價的迅速下跌，租價一再走低，房價大勢已去，最后大部分人只能全線撤出。

　　溫州民間資本雖一直試圖擠入石油這個高利潤行業，但在介入之初的操作階段就遇到大量政策和法律障礙，即使是一些已經介入石油開采行業的民營企業也始終徘徊在“出局”的邊緣。

　　即使是溫州人一直看好的電力產業，也并沒有實現“回報穩定，利潤高”的預期。隨著國家發改委對電力項目的整頓，不少在建或正做開發前準備的中小電站被貸款卡住了脖子，而電價也成為令溫州人頭疼的事情。電價與地方政府承諾的價格有差距，造成西部的小水電項目收回期一般在20年左右。

　　在宏觀調控的大形勢下，溫州人在房地產、煤礦、石油、電力等領域的投資相繼遇上瓶頸。甚至有溫州投資人不禁感嘆道：“溫州人不怕加大投資，怕的卻是投資環境的改變。”不過，“草根經濟”的代表溫州商人，依然像螞蟻雄兵一樣不停地尋找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機會，卻始終難以按照一條有序的軌道進行正向積累。

　　下一站駛向何方？

　　戴志敏認為，溫州商人有一個特點，更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他們不喜歡投資股票、期貨這類虛無縹緲的東西。究其原因，從歷史上看，溫州本身就是資源貧乏的區域，因此，對于不動產和資源有一種天生的狂人。據記者調查了解，目前，汕頭一個彈丸之地，一畝地的價格最高竟然能達到200萬元。

　　“房產、煤礦、黃金等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投資熱點，在未來依舊是投資熱點，不會有太大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院政府政策系博士馬光遠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事實也證明，溫州商人對礦產資源青睞有加。雖然，經歷了2005年的損失，但他們的熱情并沒有半點減弱。近年來，大量的溫州商人把眼光瞄準了國內外的礦產資源開發。

　　記者從一位享受了2007年房地產盛宴的溫州商人鄭先生處得知，他很慶幸在2008年房地產低迷前，成功離場。而2008年，他雖在山西煤礦投資上小有斬獲，但目前，他已經將投資的目光放到西部的礦業開發。

　　據統計，去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前，浙江省進入礦業投資領域的資金就達5000億元。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很多浙江民間資本受通脹預期影響，更是紛紛進入礦業投資領域。

　　浙江省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表示，礦產投資并不是產業轉型的最差選擇，因而大量的溫商資本積聚于此。但礦業風險的確很大，既要承受價格波動風險，也要承受政策調控風險，還有“潛規則”風險。

　　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副所長唐忠誠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基于實體經濟的衰落，工業性投資疲軟，逐利的資本不會坐以待斃，必然會選擇進入相對保值的礦產資源領域。但這類投資，風險較大，成功率相對較低，

　　當然，除了資源類投資，溫州民間資本也不斷開拓著新的疆土。據周德文觀察，他認為還有三個投資形式是比較明顯的熱點。一個就是金融業。溫州人已經意識到中國金融業改革的大勢所趨，小額貸款公司的興起就是最有利的證明。有很多民營企業家已經開始在本地和外地涉足此類投資。比如，奧康集團就在湖北黃岡投資設立了一家小額貸款公司；雅戈爾出資1.8億元，成為浙江首家本土財險公司——浙商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

　　第二個熱點就是對高新技術的投資。溫州早前對這類投資基本是忽略的。“溫州大都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真正的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重連10%都不到。”周德文從深圳回來后表示，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由于深圳的產業結構布局中70%是高新技術產業，因而受到的沖擊要小于溫州。

　　第三個就是創投(VC/PE)。從投資實業到投資資本市場，溫州商人的天性必然決定轉型的艱難。要完成創業型投資家到真正的金融類投資家的轉變，最關鍵的還在于溫州商人觀念的轉變。據了解，目前已經有近1400億元溫州民間資金涌入創投領域。

　　當下，經濟企穩回升基礎有待進一步穩固，而規模可觀的民間資本無疑是重要的推手。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首席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要使巨額的民間資本得到合理利用，有序發展，關鍵還在于政府的政策引導，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據媒體報道，國家發改委正在醞釀一份《鼓勵民間投資的產業指導目錄》，將考慮就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國防科技工業，以及壟斷行業六個領域公布明晰的準入標準，明確準入時限，并擬定分行業的鼓勵和扶持政策，包括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措施。

　　逐利的民間資本是否又將覓得新的契機？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