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惠州、東莞，到珠海、中山，然后是廣州，進而出廣東殺入南寧、武漢、南昌、長沙、重慶、成都，這些“出手闊綽，一擲千金，看盤迅速，下手既狠又準”的深圳購房群體在所到之處，和當年的“溫州炒房團”一樣，開始擁有一個自己的地域標簽——深圳炒房團。深圳炒房團出手豪闊，一擲千金，所到之處房價急劇上漲。深圳資本在一些內地城市的“興風作浪”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
無論是溫州炒房團還是深圳炒房團，仿佛都具有先天的道德劣勢，炒房團所到之處，許多人畏之如虎，坊間對炒房團的指斥和炮轟聲也一浪高過一浪。一篇《深圳炒房團滾回深圳去吧》的帖子，清晰可見發帖人的激憤和悲傷。不管承認與否，炒房團已經背負惡名，似乎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筆者認為，炒房團遭遇炮轟其實是炒房團的不幸，炒房團罪大惡極嗎？一味地撻伐炒房團，這種焦慮實則隱匿了一種制度性的現實困境。不妨先讓我們厘清四個問題。
其一，投資者為何要組成炒房團？原因明擺著，游資太多，投資渠道太少。錢多了怎么辦？不是炒股就是炒房。股市為何這么火？專家已經給出答案——“投資渠道少，股市必然熱。”道理亦然，房市為何這么火？投資渠道少，房市必然熱。在現實語境下，民眾投資渠道少、投資能力弱，金融產品有限，可供選擇的余地太有限，這是不爭的事實。此外，住房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具有投資屬性，其升值空間廣闊，房地產投資需求迅速凸現，便是必然。
其二，投資者為何偏偏要炒房？原因也淺顯無比。房市有暴利，逐利本能驅動著商人必須選擇高收益產業。房市有多暴利？坊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房地產暴利驚人。此前不久，針對深圳的房價狂飆，有位開發商甚至坦承：“現在樓盤的利潤率，已經高到讓我們不好意思的程度了。”哪里有利潤，哪里就有商人；哪里利潤畸高，哪里聚集的商人就多。基于此，投資者鐘情于炒房，也屬自然。
其三，炒房團該不該罵？換言之，是不是最該罵？平心而論，炒作團的到來確實助推了房價，直接提升了工薪階層購房的難度，就此而言，確實該罵。但耐人尋味的是，炒房團并非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它雖然不受當地百姓待見，卻受到一些政府部門的敞懷接納。比如，有報道稱，一些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為了追逐暴利，傾向于引入各種外部力量參與房地產炒作，于是便產生了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爭相歡迎炒房團的現象。由此可見，炒房團挨罵挨得有點冤。
其四，炒房團是不是房價攀高的罪魁禍首？要說房價畸高與炒房團毫無干系，恐怕連炒房團都會不好意思；但是如果非要炒房團承擔房價攀高的全部罪責，炒房團則一定比竇娥還冤。房價為何如坐上火箭地猛躥？房地產開發商“功”不可沒，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也“當仁不讓”地扮演了巨大推手的角色。此外，還有一些消弭于無形的灰色成本，比如，某房產商曝灰色產業鏈：四成利潤被職權部門拿去。在這一前提下討論房價問題，只能說炒房團提高了房價的增長力，它們絕不是(當然也沒有能力成為)房價畸高的決定性因素。
綜上所述，將炒房團指認為惡貫滿盈的房價黑手，似乎有失公允。并且，集中火力炮轟炒房團，反而會成就了炒房團是替罪羊的悲哀角色。畢竟，炒房團并非房價的不能承受之重。
一味地炮轟炒房團，實際上是放大了虛妄的焦慮和回避了制度性的困境。只有探究炒房團為何存在的現實因素，并因勢解決之，炒房團才會逐漸失去土壤。而要想讓老百姓居者有其屋，一是加強廉租房建設，二是遏止一些政府部門的逐利沖動。當然，炒房團該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買單，不妨讓市場教訓它們，相關部門還可以運用經濟手段調控，比如，通過稅收來調節，當炒房者覺得炒房風險太大時，它們自會偃旗息鼓。(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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