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高校債務存在潛在的風險，要把高校負債問題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國務委員陳至立日前在教育部直屬高校工作咨詢委員會會議上表示，高校債務數額較大，貸款比例較高，存在潛在風險。
據有關學者研究，高校龐大債務形成原因比較復雜：既有高校合并時產生的費用支出，又有部分高校因貪大求洋而形成的奢侈建校風，還有擴招時，個別高校因內部管理失控而形成的貪污挪用等。
針對上述高校內部管理失控引發的貪污挪用等“高校職務犯罪”， 《第一財經日報》從權威渠道獲知，教育主管部門目前正委托某高校對全國十幾個省200多份“高校職務犯罪”判決書進行數據分析。
“在這200多個案例中，真正具有行業特點的占20%多，不具行業特點的占75%以上，這意味著教育系統職務犯罪受社會環境的滲透和影響。” 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一位負責人介紹。
局部比率大幅上升
對轄區內有60多所高校的北京市海淀區來說，情況似乎并不樂觀。“教育系統貪污腐敗問題已成為當前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重點之一。”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反貪局局長王長林，在其調查報告《當前高校職務犯罪特點及預防對策》中指出，高校職務犯罪案件呈不斷上升趨勢。
據王長林統計，高校職務犯罪案件中，2002年之前貪污類案占半數以上；2004年貪污案件比重下降，挪用公款類案明顯上升，達45%；
2005年以來，高校原先較少涉及的受賄案猛增，有4件4人，占總數的31%。王長林指出，上述變化表明受賄類案件升高，與重點打擊商業賄賂政策有關。
該調查分析，高校商業賄賂主要集中在五大領域：設備采購、圖書教材采購、學生生活用品及消耗品采購、基建工程以及辦班領域。
從犯罪人員構成上，王長林統計，財務部門人員犯罪和“三產”部門人員犯罪比重大幅下降，行政管理類人員犯罪比重顯著上升，發案率由9%上升到54%，“這說明高校行政部門有必要推行‘校務公開’政策。”王長林說。
海淀區法院刑一庭庭長助理覃波在《北京海淀高校職務犯罪三年平均增長287.5%：“象牙塔”反腐形勢嚴峻》一文中，也反映了上述大致相同變化，近三年來，法院受理的高校職務犯罪案件增長很快，2004~2006年3年間，受理涉及高校教職工職務犯罪20件28人。“其中，2004年1件1人，2005年4件6人，2006年15件21人，案件平均增長率為287.5%。”
部分高校將預算外收入或不入賬，或單列為賬外資金，逃避財政和審計監督，結果也給職務犯罪嫌疑人以機會。海淀區檢察院舉報中心副處長袁春華指出，小金庫資金大都在小范圍內以獎金名義私分。
一般來說，高校“小金庫”資金來源主要有三部分：學校創收項目、學校自立收費和教材圖書物資回扣。
“暗扣”成圖書采購“行規”
在上述調查報告中，海淀檢察院2006年辦理的7起高校職務犯罪案件中，5起高發領域占了三成，即圖書教材采購、設備采購和辦班領域。
“許多高校沒有按原國家教委1987年文件，將購買圖書教材折扣返給學生，也沒有用于教材發行業務支出。”王長林分析，而是先將折扣放進單位小金庫，這樣就給了經手人員分配資金機會。
在圖書發行銷售行業，書商為保證市場份額，會根據銷售圖書總數和金額，以“暗扣” 形式私下給予購書單位經手人一定折扣。
從2005年開始，最高檢針對全國圖書出版、發行行業中普遍存在的圖書銷售回扣問題進行專項治理，結果不少高校圖書教材采購人員被查出問題。
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副組長李勝利牽頭的課題組在《關于對四川省部分高校教材采購中職務犯罪案件的調研報告》中總結，2004年，他們從調查高校教材購銷入手，發現犯罪嫌疑人多為學校教務、教材管理部門中層干部。截至調研時，案件涉及成都、綿陽10所高校和2所中專，涉案人員42人，總計涉案金額近1000萬元。
紀檢組調查得知，某高校教務處所得教材采購回扣平均在25%左右，但只按15%上交學校，其余10%被教務處截留，自2000年至發案時截留資金共130多萬元，并以個人名義存入銀行。
上世紀90年代我國頒布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的《刑法》中規定，收受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以“受賄”論處。
辦班“肥水”
隨著高教管理體制深化改革，高校對辦學和收費擁有自主權，一些高校工作人員把辦學作為單位創收主要來源和提高個人經濟收入重要渠道，以私設“小金庫”，截留、瞞報收入。
中國政法大學紀委辦郝建臻認為，一些高校辦班人員通過假造協議或制作雙份協議方式，賺取大筆辦班收益。
“在雙份協議中，一份給學校，體現出學校收益非常少，”郝建臻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另一份是辦班人員與合作單位私下簽訂的，明確規定招生數目、學費收入、個人利潤分配比例，而辦班人員個人獲得利潤要豐厚得多。”
海淀區檢察院舉報中心副處長袁春華指出，部分資金在尚未流入“小金庫”時，就直接進入個人腰包，“各類高校通過舉辦補習班、招收旁聽生等進行創收，但管理水平滯后，監督制度缺失，使犯罪嫌疑人有可乘之機。”
監督失衡
當前高校商業賄賂高發五大領域中，基建工程領域也是很重要一塊。
“高校基建工程項目從招投標簽訂合同到竣工驗收進行結算，幾乎每個環節都可能存在商業賄賂，其中工程招投標中商業賄賂最為普遍，” 中國政法大學紀委辦郝建臻調查獲知，個別高校基建部門負責人在招標過程中，將整體工程分割，比如30萬元的工程進行細分，每次工程建設標的額低于要求標的額基準，以規避招投標程序，直接由少數人說了算。
基建、大宗物資采購案件在高校腐敗案中較突出，由于擴招、擴建高速發展，高校近年來基本建設和物資采購量急劇增加，有的高校每年用于基本建設和采購資金都達上億元，形成了較大資金市場，成為權力尋租重點領域。
“主要原因是規章制度不健全或者存在漏洞。”紀檢組副組長李勝利指出，涉案高校對外經濟往來回扣、手續費監督管理制度存在較大缺陷，一些學校為增加單位和人員收入，鼓勵將回扣款、手續費作為重要創收來源。
而李勝利的解決辦法是：“從法律角度明確如何處置傭金、回扣等問題；紀檢部門應參加基建工程、物資采購及招投標全過程監督。”
不過教育部官員也向本報承認，“學校也有很多項目實行了招標，但招標市場十分混亂。原來的《招投標法》滯后，東西質次價高。”
海淀區法院刑一庭庭長助理覃波認為，職務犯罪的大量存在，是高校“內部集權化”結果，重大事項少數人說了算。
另外缺少有效的外部監督也是造成上述情況的關鍵。覃波說，主管部門對部屬、省屬高校“鞭長莫及”，而當地教育、財政部門“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第一財經日報/季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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