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六月六日電 題：三十年前的高考與青春
中新社記者 周兆軍
三十年前的冬天，五百多萬從十幾歲到三十多歲年齡不等的人，從農(nóng)村、工廠、牧區(qū)、部隊、學校、機關，涌進了考場。關閉了十年的高考大門打開了，整整一代人從這扇門內(nèi)覷見了改變自己命運的一線曙光。
郭方：個人和民族的“諾曼底登陸”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一天，三十歲的郭方站在北京廠橋街道辦事處的門口，猶豫了一下走了進去，填寫了一張高考報名表。這時，他的身份是“待分配知青”。
一個月后，他走進考場。“沒有緊張害怕，倒有些如同參加一場歷史性戰(zhàn)役的使命感。”郭方回憶說，“奇怪的是脫離學校生活十年之久了，可解答一道道試題卻像重逢老友那樣酣暢流利。”
不久后，他收到了北京大學世界歷史專業(yè)的錄取通知書。多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竟然是那一年的北京高考狀元。回憶起當年的高考，如今已是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的郭方說，一九七七年的中國，整整一代人驀然驚醒：應該換個活法兒了！
十年的知青生涯，郭方在大興安嶺伐過木，在內(nèi)蒙古草原放過羊，在黃土高原背過水。“高考是一個轉(zhuǎn)折點。之前，我行萬里路；之后，我讀萬卷書。”郭方說，“那一年的高考，是我個人，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次‘諾曼底登陸’”。
龔玉：坎坷大學路
一九七七年的國慶節(jié)，“老姑娘”龔玉約朋友一起到香山看紅葉。一輛塞滿游客的公共汽車在經(jīng)過她身邊時，尾部突然一擺，龔玉一個跟頭栽到了公路下邊。當她翻身爬起時，汽車已遠去。望著那團漸漸散去的黃塵，她大喊了一聲：“我還不想死呢！我還要考大學呢！”三十年后，龔玉回憶說：“當時沖口而出的，也許正是我內(nèi)心深處最渴求的愿望。”
一九六九年，龔玉來到內(nèi)蒙古生產(chǎn)建設兵團插隊，但心里一直夢想著上大學。一九七三年的夏天，機會來了。這一年，全國各大學從工農(nóng)兵中招收學生，并采取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龔玉幸運地被推薦參加考試。但“白卷英雄”張鐵生的一紙“宣言”，宣告了這次考試的無效。
經(jīng)過這次打擊，龔玉再不也敢做大學夢了。直到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她的熱情再次點燃。這一年，她已經(jīng)二十八歲。不過這一次，命運沒有再捉弄她，她考取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現(xiàn)在，她是《半月談》雜志社的一名編輯。
“‘文革’開始那年我上高一，本該一九六八年升大學，可是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正式成為一名大學生。整整十年啊，這本該是一個姑娘從含苞欲放、亭亭玉立到瓜熟蒂落、婚嫁生育的時間。”撫今追昔，龔玉仍感喟良多。
王家新：一個時代結束了
“一個時代結束了/第二年冬天，天氣出奇得寒冷/而在它的最后一場飛雪中/一封來自遠方的重點大學錄取書竟然落在了我的手中！”詩人王家新在他的詩作《一九七六》中這樣寫道。詩中的“第二年”是指高考恢復的一九七七年。
和那個年代所有“出身不好”的人一樣，王家新的少年時代是在極度壓抑中度過的。高中畢業(yè)以后，他被下放到一個農(nóng)化廠勞動，生產(chǎn)一種叫“五四零六”的菌肥。勞動了三年多后，傳來高考恢復的消息。
“這時，縣宣傳部抽調(diào)我去整理學大寨的材料，要大半個月，我簡直心急如焚。”整理完材料，他跟農(nóng)化廠請了十天假，回到家里猛背數(shù)學、歷史、政治。高考后，他填報的第一志愿是武漢大學，第二和第三志愿分別是華中師大和北京廣播學院，結果被武大優(yōu)先錄取。
王家新記得，那一年他所在的湖北省的高考作文題目是《學雷鋒的故事》，他寫的是一個啞巴進飯店的故事，作文拿了滿分。他還記得，那一年的冬天特別冷。“那一年的寒冷似乎還在我體內(nèi)久久燃燒。”(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