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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因不知道給小孩兒取什么名字而抓狂？您是否厭煩了一個人逛街、旅游？您是否在為室內裝修而苦惱？如果有這些需要，您都可以聯系我。”小凡的名片上，寫著“自由職業”幾個字。

　　小凡去年畢業于北京某高校設計專業，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我理想的職業不是‘朝九晚五’、‘兩點一線’，我更愿意當自由職業者。至少我沒在金融危機里‘宅著’，還月入近5000元。”

　　如今，很多像小凡這樣的人同樣能夠自食其力，他們通過打一份或者多份零工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有人把他們叫做“隱性就業族”。翻譯、自由撰稿、室內設計或網上開店，這些行業里就聚集了不少“隱性就業族”。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新浪網，對1118人進行的在線調查顯示，59%的人表示自己身邊存在“隱性就業族”。

　　“隱性就業”是金融冬天里就業的權宜之計？

　　據了解，很多高校在就業率統計中，包括了隱性就業人數。以上海市某師范大學為例，該校2005屆本科畢業生總體就業率為97.53%，其中隱性就業比例高達30.41%。在當前金融危機形勢下，“隱性就業族”的人數會有所增加嗎？

　　本次調查顯示，66%的人明確表示會考慮“隱性就業”，也有34%的人表示“沒有考慮過”。

　　“這樣的方式更自由，也更積極。”小凡身邊有十來個“隱性就業”的朋友，都是這兩年畢業的大學生。他們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偶爾聚在一起閑聊工作心得。“如今很多用人單位要求有兩年工作經驗，將應屆畢業生拒之門外，所以‘隱性就業’不失為一種就業前的‘熱身’。”小凡說，金融危機下他們不想“貓冬”。趁著這個時候充電，積累經驗，只是一個緩兵之計。等過了金融危機，他們還是希望能夠正規就業。

　　調查中，13%的人贊同小凡的觀點，認為“隱性就業”是金融危機下就業形勢趨緊時的權宜之計，可以積累工作經驗和技能，增加將來就業的砝碼。同時，26%的人認為，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自己有興趣和更為自由的生活方式，于是出現“隱性就業族”；19%的人認為“隱性就業”不是人人都行，畢業生不能盲目選擇“隱性就業”。

　　花君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系。三年前，剛畢業的他決定“拋開陳舊觀念自立門戶”，做起了自由翻譯。“我自己建了個網站，對要來中國旅游的外賓發出邀請，做他們的‘貼身導游’。但月入萬元的我卻討不到老婆。”花君笑言，他相過幾回親，對方家長一聽他是“自由職業者”便臉色大變，之后就沒有下文了。“因為我們將來的生活沒有保障啊，誰愿意把女兒托付給我呢？”花君說，經歷過幾次失敗的相親后，加上現在生意不如往年，他一心想加入求職正規軍。

　　調查顯示，對于“隱性就業者”，12%的人首肯國家應予立法保護，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11%的人認為，要維護“隱性就業者”的權利，首先應該將其納入社會保障體系；9%的人認為社會首先應對“隱性就業者”多一點理解和支持。

　　“‘隱性就業’確實能解決金融危機下一部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楊立雄說，但是目前來看，“隱性就業”只是把問題和矛盾后延了，沒有治本，“我國老齡化時代步步逼近，人的壽命在增長，一些年輕人還沒有意識到參與社會保險的重要性。但他們終將老去，也終將需要醫療和養老保障。”

　　楊立雄認為，如果要以“隱性就業”的方式根本解決當下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就必須將他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但由于這個群體流動性大，統計有困難，加上他們收入不穩定，硬性要求他們個人負擔社會保險是不可能的。國家只有通過引導的方式吸引他們參保。比如對非正規就業者可以讓他們個人交20%的養老保險，國家出8%；個人交6%的醫療保險，國家出2%。”除此之外，如何交納個人所得稅，也是一個急待解決的新課題。

　　此外，楊立雄還建議非正規就業者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比如北京市，參加該保險的人一年要繳納100多元，國家補貼300多元。這樣一來，非正規就業者也有了保障，另一方面也穩定了國家秩序，減輕了國家的負擔，緩解了金融危機下的就業困難情況。”

　　50%的人認為推出“準就業”機制是當前的務實之舉

　　為了緩解金融危機下的就業難問題，2008年12月19日，國家推出“準就業”機制，預計明年將解決100萬以上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據了解，“準就業”是學生在“待業”與正式“上崗就業”之間的過渡階段，最早由教育部下屬的國家軟件技術培訓與推廣中心創造并推出的。有網友留言表示：“‘準就業’機制是另一種解決金融危機下就業難問題的緩兵之計。”

　　調查顯示，50%的人認為，“準就業”當然比不上“一步到位”的就業，然而在現實背景下，卻不失為務實之舉；49%的人認為，大學生缺乏社會實踐，“準就業”能彌補學生的這一缺憾，為學生擇業提供機遇；26%的人認為，“準就業”制度是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的一個好辦法；25%的人認為，“準就業”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準就業者”的人數也有待擴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喬新生指出，大學生在就業前的實習環節存在缺失，國家在分配教育經費、制訂教育規劃時，并沒有把高等院校畢業生的就業崗位培訓納入到規劃之中。如今國家推行大學生“準就業”機制正是在努力探索和解決這個問題，是明智之舉。

　　“但要正式啟動‘準就業’機制還需要諸多條件。”喬新生教授認為，高等院校應當在資源配置方面做出重大調整，建立必要的就業前培訓設施，添置必要的培訓模擬裝備，大膽引進就業培訓專項人才；財政部門應當根據各個高校就業人數，提供相應的配套資金；企業也可以參與就業前培訓計劃，優先錄用合格的崗位人才。(肖舒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