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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針對當前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明確了法律適用依據。根據《意見》，教師利用教學活動的職務便利，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物品銷售方財物，為物品銷售方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新京報》11月25日)

　　用“進一步明確”來描述《意見》對商業賄賂刑事案件的界定，頗為確切。拿教師利用職務便利收回扣來說，早在幾年前，有關涉案人員，便以貪污罪或受賄罪受到嚴厲懲處，比如，2004年揭出的四川省高校圖書腐敗大案，涉及成都、綿陽等地13所高校，36名干部被立案偵查；2005年查處的河南省教育廳圖書腐敗大案，1名副廳級官員和3名處級干部被拘，涉及回扣金額3000多萬元。

　　很顯然，對于教師吃回扣問題，并非沒有法律適用，但類似違法犯罪的情況還有發生。眼下《意見》對法律適用依據的進一步明確，可進一步警醒擁有職務便利的教師，但要根治教師吃“回扣”的痼疾，還需鏟除學校吃“回扣”的土壤。

　　分析教師吃回扣背后的主要原因，一是教育化產業化觀念的侵蝕，有的學校把學生作為獲取辦學經費、改善教師收入待遇的對象。二是學校財務管理不民主、不公開、不透明，部門負責人的權力過大，往往可以一人拍板決策，即使公開招標，也有人要從中做手腳暗箱操作，這是權錢交易的基礎。這種不公開的財務管理，為一些違規行為，包括不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制度，私設小金庫等，創造了條件。

　　事實上，除了“潛規則”之外，一些學校中還有一些“明規則”，把不合法合法化，比如課題提成。這種規則，表面上是提高學者待遇，但卻背離了課題設立的本意，直接把國家學術資源變現為學者的收入，本質上是侵占國有資源。不但對學術研究氛圍有很大的破壞，而且具有極大的負面效應，刺激一些教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顯神通。

　　鏟除校園中吃回扣的土壤，需要有關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從根本上轉變辦學思路和理念，突出學校的公益屬性，加強學校民主管理。在辦學過程中，中小學應建立家長委員會，大學應強化學生自治，通過家長委員會和學生自治，參與討論、審議、決策學校的辦學活動，這可以增強家長、學生對辦學活動的監督，提高學校的教育服務水平，有效遏制學校的不合理收費以及盈利行為。

　　其次，加強學校財務管理，做到財務運行公開透明。在一些國家，對于大學財務，學校董事會或理事會通過預算，校長具體執行、落實預算，而審計往往由獨立的校外審計機構負責，將審計報告提交學校董事會或理事會，并向全校師生公開；而對于中小學財務，當地的立法機構負責預算審批、監督政府投入經費，而家長委員會全面參與監督學校的辦學，并評價學校辦學質量。

　　再次，完善教師薪酬制度，盡力避免讓教師自行創收的行為(以及制度)，讓教師薪酬陽光化。如果政府不保障公立學校的投入，就容易助長學校的亂收費行為，而學校克扣教師的工資(實行低薪酬)，鼓勵教師創收，必然讓利益因素誤導教育和學術。

　　當今學校內的潛規則，并非學校獨有，但作為教育人的學校，應該堅守社會道德底線和法律底線。這就必須努力倡導和弘揚誠信文化，并給予制度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教師的回扣問題進行法律治理，只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