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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是為了更好前行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

　　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以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親自做出的恢復高考、對外派遣留學生的重大決策為起點，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踏上了日新月異的新征程，中國教育也邁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步伐。30年來，中國教育經歷了大變革、大發展、大跨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但是，中國教育的現實與理想的教育、與人民滿意的教育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刻，我們有必要在紀念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放思想，用科學發展觀的理性光芒來審視當今教育的現狀，并在世界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教育發展的大背景下、在中國社會波瀾壯闊的深刻變革中去思考中國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近日，衛生部新一輪醫改方案亮相，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據悉，將對未來12年教育改革和發展作出全面規劃和部署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也正在緊鑼密鼓地制定過程中，這意味著教育體制的深化改革與創新將要繼續推進。

　　紀念是為了更好的前行。從今天開始，本版開辟一個新欄目——“教育的期待”，歡迎教育改革的實踐者、教育工作者和青年讀者以隨筆的形式來這里發表你的看法，說出你的期待。

　　——編者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作為一個直接參與、經歷和見證了這一全過程的教育工作者，我的感受是深刻而復雜的。其間，既有成功也有失敗，有收獲，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回憶過去是必要的，但我更愿意展望未來，思考在新形勢下，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方向、目標、過程和方式。

　　我認為，中國的教育需要一場真正的變革。其原因有三：

　　首先，我國高等教育與世界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至今還沒有一所大學進入世界前200名；其次，雖然我國大學生和研究生數量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們又培養出了多少高質量、杰出的、世界頂尖級的人才呢？包括諾貝爾獎在內的幾乎所有基礎科學領域里的世界大獎，我國都還是空白；而諾貝爾獎總數的70%(約600名)都分布在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里。第三，高等教育問題叢生，群眾議論紛紛，強烈要求改革。

　　在我看來，中國迄今為止所進行的一些教育改革，還不能說是涉及教育本質問題的改革。聯合國教科衛組織在《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這本書中指出，“像今天這樣零星地進行一些改革，而沒有一個關于教育過程、目標與方式的整體觀念，這已不再是可取的了。”

　　戊戌變法是中國學步民主的開端，可惜它以失敗而告終，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梁啟超先生是戊戌變法的先鋒人物之一，110年前他在總結變法失敗的原因時痛切地說：“變法不變本源，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只增弊耳。”對照起來看我國30年來教育改革走過的路，我覺得是很相似的，其原因是由于我們忽視了教育本源的改革。

　　那么，什么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本源問題呢？

　　所謂本源，是事物產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響教育質量和科學水平的根本原因。我認為大學教育的本源問題有三個：

　　首先是大學的理念問題。世界第一個回答大學是什么的是德國哲學家康德。他認為，大學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它的品性是獨立、追求真理與學術自由。紐曼是19世紀倡導自由教育的第一人。他在《大學理念》中提出，“大學應該為自由教育而設，大學應該提供普遍性和完整的知識教育，而不是狹隘的專門化的教育。”

　　涉及大學理念的另一個問題，是關于如何培養人才？中國與西方人才培養理念的一個根本區別是，西方講成長，中國講塑造。成長的理念是以自然主義教育為基礎，尊重受教育者的志趣和選擇權，全面發展他們的興趣、個性、知識和智力。所謂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當做原材料，放到統一的生產流水線上，按照一個標準的模具和加工程序，生產出來規格毫厘不差的產品。其結果就導致我們學校沒有特色，學生沒有個性和創造性。

　　其次，是關于大學的體制問題。

　　中國大學的體制是高度集權制，也可稱作大一統體制，它有著深刻的歷史和思想根源。1985年頒布的《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必須從教育體制入手，有系統地進行改革。改革管理體制，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20多年過去了，實際情況怎樣呢？不僅沒有放權，而且統管得越來越嚴重了。大家都看到，教育部直屬大學由23所擴大到76所，每年推出的各類教育工程越來越多，教育工程就是計劃，教育工程越多，教育的計劃性越強，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思維在教育戰線上的表現，是以計劃經濟和工程思維指導全國的教育工作。這樣一種大一統的教育體制，幾乎壟斷了一切教育資源，把持著一切教育的決策與管理權，嚴重地挫傷了大學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三是關于大學培養人才的模式。

　　2005年7月29日，溫家寶總理到醫院探望“兩彈一星”的元勛錢學森先生，征求他對“十一五”規劃的意見。可是錢老卻談到他對教育的思考和憂慮。他說，中國還沒有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新的人才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年以后，錢學森先生又感言，中國長遠發展上我最憂慮的就是這一點。這幾年來，我一直關注國家和大學對此做何反應。幾年過去，我徹底失望了，因為沒有人談人才培養模式的問題，而是在探討中國的大學為什么培養不出大師，完全理解偏了。

　　因此可以說，在大學理念、大學體制和培養人才的模式上，我國至今仍然處于誤區。如何進行改革？我提兩點建議：

　　第一要進行教育改革的啟蒙，為深化改革打下思想基礎。康德說：“啟蒙就是使人們脫離幼稚狀態。”我痛切地感到，我國絕大多數人還不知道什么叫教育改革？為什么要進行教育改革？應當從哪里改革，由誰來改革？甚至對教育改革存在誤解。

　　第二在中央的領導下，成立一個教育改革指導小組，邀請國內外開明的、思想前衛的教育專家和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士參加，制定改革方案指導和切實推動全國教育系統的改革。

　　30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教育需要發展，但發展不能替代改革，必須借助外力，改革的主題和突破口就是教育體制。

　　作者小傳

　　劉道玉，上世紀80年代著名的教育改革風云人物。1977年，出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為高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和恢復統一高考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1981年8月，48歲的他被國務院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是當時中國高等院校中最年輕的一位校長。他倡導自由民主的校園文化，從教學內容到管理體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學分制、主輔修制、轉學制、插班生制、導師制、貸學金制、學術假制等等，拉開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舉措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武漢大學成為全國青年學子向往的地方。1988年3月，劉道玉被免去武漢大學校長職務，但他癡心不改，一直在思考中國教育的改革問題和人才培養問題，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知識·智力·創造力》等10多部著作和150多篇文章。2005年9月,72歲高齡時出版了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