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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類培訓：大師林立 產業弱勢

　　云南省演講學會會長蔡朝東曾經親身經歷過這樣一件事：經常坐飛機到處演講的他，有一次在機場候機樓看正在播放的培訓光碟，越看越覺得不對勁。一位年輕培訓師在講述如何提高知名度，他教人一招，說每次趕飛機都不要按時進飛機，就在外邊等著，等廣播喊三次再進去。計算一下，每廣播一次就等于做了一次宣傳，一年去飛機場多少次，就有多少次宣傳。

　　蔡朝東看完就連連搖頭：“這是教人做人，還是教人不誠信？我們都趕過飛機，哪個晚來了，得耽誤多少事？機場一遍遍的廣播，我們用這種方法去提高大家知名度？這真是在誤人子弟啊。”

　　因為講演理解萬歲而為人熟悉的蔡朝東兩年前無意中踏進培訓業，涉足不久，他就發現很多怪象，軍人出身的他感到“其實最需要培訓的就是培訓行業本身”，于是當有人請他來參加5月在深圳舉行的全國培訓行業聯合會籌建大會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與他同時抵達深圳的還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善同，此外還有60多名培訓師從全國各地趕來，大家聚在一起的原因是，他們覺得目前這個行業存在“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急功近利”的問題，有的培訓機構在教授別人的時候，自己卻一塌糊涂，這個新興的行業亟待成立一個行業協會來整肅和規范這個行業，而且“最大的任務除了規范之外，還要整肅、打假”。

　　一堂課就能掙幾十萬

　　培訓市場的興起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當時的企業家們開始重視企業管理技能、人際溝通交流、員工職業化訓練等問題。有業界人士回憶說，“在當時的珠三角，很多企業家的車里，隨時都在放一些關于企業培訓的CD，他們一聽就是好幾遍”。

　　陳安之就是在那個時代出名的，他給中國企業界帶來了新的觀念——學習的觀念。就在那個時代，MBA席卷整個中國大地，以至于當時的媒體對MBA用了“泛濫”這個詞。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培訓業開始分化，高級培訓，即高層次的單一項目培訓在企業走紅。特別是隨著私營企業的壯大，港臺和海外一些培訓企業陸續開業，培訓熱從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開始向全國蔓延。

　　有人做過一個測算，中國的培訓機構有18萬家，培訓業產值數以億計，所謂的高層次的單一項目培訓開始成為一個暴利行業。和全國 300多家培訓企業一直保持聯系的畢行之說，“有些老師一張口就是8000元，其他的老師聽到這個價格，就開始至少要一萬六，甚至要兩萬，還有可能更多 ”。

　　還有人回憶說，“記得那個年代，有的培訓師的一堂公開課，就能掙60萬元”。

　　來自臺灣的黃小姐參加了某培訓機構的培訓，上了一個月的課后，一次偶然與同學聊天，才知道同樣的課程，同樣的老師，自己卻比其他人多交了5000元。后來才知道，這是講師在臨上課時將授課費抬高造成的。

　　有人分析，很多培訓公司都是白手起家，或者投入很少的資本就可營業。從事培訓業務的公司規模小、數量多，“大市場，小作坊”，“對縫賺差價”“倒買倒賣”等小商小販行為頻繁上演，很多企業因此自嘲“促成的婚姻千千萬，自己還是‘單身漢’”。

　　中商國際管理研究院院長楊思卓坦承自己是深圳第一個買了寶馬的培訓師，當時《深圳特區報》的文章標題就是“買寶馬的教授”。這位年過半百的早期培訓人說，自己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也是狂抓錢，不給錢不講，因為時間就那么點。一旦火了，就提高價格，在瘋狂的物欲階段之后，才開始反思，真正的快樂，并不是賺錢和花錢，真正的快樂是，看到自己的培訓成果，成為別人表現出來的業績和思想。

　　“大師”林立的弱勢產業面臨重新洗牌

　　一身西裝、滿面笑容，走上講臺后妙語連珠、信心爆棚，這是當下各類培訓師給人的初步印象。培訓師自我介紹時，也經常可以聽到“某某十大培訓師”、“某某最具影響力的著名培訓師”，要么就是實戰派、江湖派、學院派，動輒就以大師自詡，對此深惡痛絕的畢行之說，“看自我介紹，也就那些稱謂，沒有其他，你也最著名他也最著名，都是培訓界自己給自己穿馬甲，穿上馬甲后都一樣了”。

　　頭銜報過之后，再聽內容。很多培訓師一到講臺上就開始不斷做秀，通過極富魅力的語言表現力、煽動人心的肢體動作，加上頭暈目眩的視聽效果，以現場布置、音樂氛圍讓人覺得課程非常棒，可實用的東西并不多。這些只有空洞的理論，缺乏實戰經驗的課程很難做到有的放矢。

　　有的培訓師對授課質量很不負責。課程設計不科學、案例缺少事實依據，導致錯漏百出。一位“頂級”管理大師在授課時，經常會講一個萊茵河畔釣魚的案例，但稍微了解德國的人都知道，萊茵河根本就不允許釣魚。

　　記者熟悉的一位培訓師，每到要開一門新課之前，如果對該領域一無所知，就到書店里抱回一堆書一夜看完，第二天就去上課了。在他看來，市場需要什么就要培訓什么。這也反映了培訓市場跟風現象極其普遍，課程內容同質化傾向異常嚴重。體驗式培訓好做，就都做拓展訓練；績效管理的課好賣，就都來賣績效管理課……培訓公司的主要精力放在炒作、包裝講師方面，講師也是“思維懶惰”，不愿花更多精力開發新的課程，奉行“拿來主義”，走“模仿”路線：模仿課程，模仿內容，模仿案例故事，模仿授課技巧……

　　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郭梓林教授告訴記者，中國培訓行業的發展，正面臨一個從技術、技能的培訓向綜合素質培訓轉型、從傳授知識的培訓向提升精神培訓轉型、從以學習為主的培訓向以交流為主的培訓轉型的時刻，培訓師自我包裝和自我經營的模式，已經越來越顯示出后勁不足的弊端。

　　但可悲的是，現在的培訓公司在開展現代化的經營管理培訓，而自身的經營卻非常原始簡單：給別人講銷售，自己的課程銷售又不理想；教別人怎么管理公司，自己的公司都管不好。大多數公司還停留在推銷的方式，沒有用營銷的方式做市場。大多數公司常用的業務手段還是以做廣告、打電話、發傳真郵件簡單方式為主，而用說明會等其他方式去開拓市場的還是比較少。

　　“大師加小公司，這就是當前的培訓業現狀”，楊思卓這樣分析多年以來培訓市場的發展：“中國培訓業其實還是一個非常弱勢的產業。另外就是‘大師’比較多，其實所謂的‘大師’本質上應該叫做個體戶，藝術家才叫大師。因此這個行業發展的趨勢一定是公司越來越少，專家越來越多。目前全國的培訓公司的產值加起來，還不如一個麥肯錫。”

　　缺乏準入和監管的行業能走多遠

　　一個喜歡到處參加培訓的企業老總介紹了他的一次培訓經歷，總共7天的全封閉式課程，前三天學員們分散住在賓館，后四天所有學員統一住在培訓教室，大家一起打通鋪。從早上7點到晚上12點一直在“做功課”。所謂的功課就是，什么事都不做，閉目靜心，在培訓師引導下，3個小時的笑，3個小時的流淚之后，就是靜靜地坐著。

　　而在北京，有一個提高領導力的培訓課，連續三天的封閉式培訓，除了第一天講解授課以及要求學員不花錢做一件善事外，第二天就使用了催眠術，第三天就要求學員帶自己的家人親戚和朋友來聽講。

　　武漢市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劉小林告訴記者，在他們研究所，催眠治療只有特定的醫生，針對特定的患者時才能使用。“催眠術是一種通過對潛意識做工作來改變錯誤意識，在睡眠狀態下改變病患癥狀的治療方法，屬于心理治療范疇。不是每個心理治療師都能使用。因為催眠術容易控制人，被催眠者的情感意志會聽憑催眠師，針對的病癥和適用的人群范圍都是有限的。一般來說，只有在治療癔癥、抑郁癥、恐懼癥、新生癥等疾病時使用，且必須在治療環境中使用 ”。

　　據記者了解，除了使用催眠術外，有些培訓課在課后有組織地讓學員將其家人親戚朋友拉來聽課，也是拉人頭的一種方式，這種類似傳銷的方式并非聽課結束后的口碑相傳，具有很大的強制性。

　　根據記者多方了解，目前，傳統行業都會有很清晰的主管部門，但培訓市場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政府管理部門。培訓行業表面虛假繁榮的背后是培訓行業連一個準入制度都沒有，任何人都可以開一家咨詢公司做培訓業務。

　　另外，到目前為止，國內還沒有一部明顯針對培訓行業的法律法規，沒有操作的底限、沒有被廣泛深入認同的“行規”，眾多培訓公司各自為政、各立山頭，導致培訓無序的泛濫，行業標準和行業自律機制根本無從談起。 本報記者 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