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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贊成這樣一種看法，就是把弘揚傳統文化和繼承五四的精神對立起來。或者反過來，一講五四精神就一定不要傳統文化，那樣也是錯的。”在上周五盛大文學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中國作家北大行”系列講座上，著名作家王蒙對目前的“國學熱”談了自己的看法。

　　對于今年9月暑期開學時有小學生穿上古代服裝念《三字經》舉行開學典禮一事，王蒙用他的幽默表示了自己的異議。他說，“我有一點糊涂，中國出什么事兒了？大清復辟了？”

　　“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很猛烈的批評。九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們國家又確實面臨著一個挖掘傳統文化，弘揚傳統文化的社會熱點問題，讓人感嘆真是此一時彼一時。”王蒙說，“我想這里頭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是歷史的一種選擇。五四時期，中國正在迎接一場風暴，迎接一場大的變動。而中國的傳統文化比較簡單，它的特質在于維護社會的相對穩定乃至和諧，而不是在推動社會的大的變革。所以對于五四時期的那些呼喚革命，呼喚翻天覆地的仁人志士來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個惰性的因素，甚至是反動的因素。所以不管是胡適還是魯迅、陳獨秀，也不管是吳稚暉還是李大釗，他們都對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因為當時令國人感到悲痛的是，從傳統文化上找不到通向現代化，通向富國強兵，發展科學技術的契機。”

　　王蒙認為，“正是經過五四的洗禮，我們已經吸收、接受了大量的民主、科學、社會進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觀念與思想。在接受了許許多多的東西之后，我們回過頭來再看傳統文化，覺得傳統文化有著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有很多美好的東西。尤其是當我們國家面臨著不是一個風暴接著一個風暴，一個顛覆接著一個顛覆，一場大的斗爭接著一場大的斗爭，而是更傾向于在一種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和發展生產、發展文化的這樣一個時候。”

　　“國學”在辭海上有兩個解釋，一個是國家辦的學，一個是中國的固有文化。王蒙恰恰把“固有文化”這一說法作為自己質疑的靶子。“什么叫固有的文化？文化能固有嗎？文化都是在不斷的接觸、開創、交流、碰撞、消化、融匯之中得到的”。“文化的問題很多時候不是簡單的‘零和’模式。不是說吸收這個文化了就不能吸收那個文化。”王蒙說，“我也不接受那種說法，說我們現在要弘揚中國民族的節慶，因為現在西方的節慶已經侵入得太多了，又是情人節，又是圣誕節。不一定要對立起來。如果說情人節、圣誕節是舶來品的話，那么‘五一’、‘三八’、‘六一’也是舶來品，為什么要對立起來？”他舉例說，現在一般意義上講“國學”都是講先秦諸子，而研究《紅樓夢》，研究唐詩的人并沒有被人稱作國學家。“馮至先生是研究杜甫的，寫了《杜甫傳》，從來沒有人當他是國學家。如果說年紀大了就會有國學家的資本，王蒙笑說，“我也快成國學家了，因為我還講老子呢。”

　　在講座中，一位正在參加時下“網絡文學大展”評選的學生向王蒙提問，“王蒙先生第一部作品是19歲寫出來的，按照這樣來算的話也是青春文學。青春文學每代都有，可在我們這一代成了一個事。我想聽聽王蒙先生的意見。”王蒙回答：“我覺得這跟媒體的炒作有關。低齡寫作，現在不是19歲的問題，最低齡的6歲也出詩集了，當然這是特例。但是我不贊成不同派別的人互相攻擊。青年人肯定有青年人的銳氣，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優勢，我特別喜歡老舍在《茶館》里面的一句臺詞，年輕的時候有牙沒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沒牙。這個牙你怎么解釋都行。‘80后’渾身都長著牙，想咬一口就能咬一口，而且能咬得起來，但是花生仁少了一點——就是讀過的書，走過的路，吃過的鹽，經歷的挫折少一些。老年人是花生仁越來越多了，但牙已經不行了。”王蒙明確表示，他不希望形成一個氣氛，把作家與寫作按年齡來劃分。

　　本報記者 劉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