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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話”喧囂是電視缺乏內省的表征

　　《實話實說》已矣。透過公眾對這一節目撤攤兒而產生的高度關切，我們似乎有理由對中國電視多一些美好的期待。說到底，觀眾才是電視節目最終的也是最高的裁判。社會轉型，文化一樣風生水起，人們不是不需要一檔說實話的談話節目，恰恰相反，說實話說真話任重道遠。

　　《實話實說》撤攤兒了。按說，一檔電視節目的消失本算不得什么，有走的，就有來的。至于說多年感情難割舍，似乎也沒那么夸張，沒有不散的宴席，時間消解一切情緒。很快，大家會找到新的攤兒、培養新的感情。只是，國人素重情義，“多情自古傷離別”，又哪堪，此一離別乃是永訣。在將走未走或剛剛走開的當口，追思一下，甚至抱怨幾聲，還是需要的。當然，也正因為主持人和晶話里話外的抱怨，這一事件遂愈發凸顯其公共性和參與性，喧囂中，壽終正寢的《實話實說》儼然成了公眾文化消費的一個符號。

　　和晶說了些什么？草根化：“用40分鐘給普通老百姓自由發表觀點的節目，現在還有嗎？”選題困境：“選題是可以由一個人來畫圈打勾嗎？”評價標準的游移：“別再拿收視率說事”，“現在對節目真有雙重標準……”和晶甚至說到節目組同仁的清貧：“整整14年，我的隊友們依然乘地鐵上班，買房還要靠家屬幫忙，他們傻啊？”和晶當然有抱怨的權利，絮絮叨叨7年下來，《實話實說》的里里外外，想必也冷暖自知。在媒體每每曝出央視記者名車豪宅的背景下，依然“地鐵一族”的他們天然具有了抱怨的道德優勢。

　　然而，在我看來，這些話語雖不乏讓人同情的情緒宣泄，卻只是一團雜亂，對人、對環境卻未必指向自己的抱怨而已，有娛樂品質，卻缺乏思考精神。清貧的地鐵族固然值得尊敬，卻似乎不應與節目的存廢攪和一起。至于和晶說停播決定太突然，節目甚至來不及準備一個告別版云云——注定沒有反思的告別版沒有就沒有吧，從中扒拉來扒拉去，并不能發現一些彌足珍貴的內省精神、批判意識乃至建設性的價值。這些精神層面的價值缺失，不能不說是此番《實話實說》停播事件中最后的遺憾。

　　以9月26日最后一期《實話實說》為例，這一期講述一個四世同堂的齊姓家庭的生活變遷，夠草根，可就是缺乏一點“實話實說”的味道。故事一般，且都是散點無法聚攏。平民談話也需要選擇故事、設置議題，流水賬操作只能使得原本親切、有味道的風格演變為瑣碎乏味的張家長李家短。隔壁大媽大炕上的嘮嗑好不好？好是好，但不會引起更多人的共同興趣。

　　邊緣身份，平淡講述；草根其人，主流敘事。這樣的實話即便實說，究竟能引來多少共鳴？也難怪公眾挑剔。在這個眾聲喧嘩的大時代，能夠耐著性子傾聽的人越來越稀缺，講述也就隨之越來越具有挑戰性。僅僅憑借央視的行政性覆蓋，我說你聽，一樣也將變得難以為繼。更何況，攝像機鏡頭前的敘事，事實上也難做到真正的實話實說。主流情境下，講述者總會主動或者被動地過濾掉一些被認為不合時宜的東西，七折八扣之后，原本就乏味的話題還能剩下一些什么，不問可知。

　　那么，是不是普通老百姓的話語都是乏味的？是不是各個層面的老百姓都有機會得到央視40分鐘“自由發表觀點”的機會？這兩個問題如果都是否定的，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僅僅是體制的制約嗎？我想，將責任歸結到環境上，簡單則簡單，于事無補。且不論當今的話語環境實際上已相當寬松，就是題材果有一些規定性，作為電視人、特別是負有使命的央視人，也是這個體制環境的一部分，完全不應該置身事外，只享有指責的權利而不承擔改變的責任。

　　可見，《實話實說》后來的平庸，正反映出一種時代性的文化僵化、文化惰性。缺乏創新，更少堅持，病狀之普遍，不獨《實話實說》為然。很久以前，余秋雨在《觀眾心理學》書中寫道：“從審美心理學的立場來看，藝術作品的留存史，……與民族的深層心理有關，與社會的變遷有關，其間一定沉潛著一部部有關抗擊人們厭倦、贏得時間青睞的心靈探索史。”這里討論的藝術，可移之電視節目。那些讓人尊敬的節目和個人，都是探索的、堅持的。前些時，央視編導陳虻去世很是引發人們的懷念，蓋因其堅韌的沉潛。

　　中國電視之缺乏內省精神、批判意識乃至建設性，其實是一個通病。節目順風順水，固有賴于編導主持的殫精竭慮；節目遭遇危機，則往往歸咎于體制制約、權力干預甚至觀眾不識貨，似乎很少看到有人有節目檢討自身。這也使得中國電視往往呈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驚世奇觀，那就是名記者、名主持滿坑滿谷、名滿天下，而真正好看的節目、有操守的節目、善始善終的節目卻十分鮮見。很多節目開頭挺好，理念、操作、社會反響等樣樣不差，可做著做著就難以為繼而呈現出疲態，只剩下一條條干巴的理念高高懸起了。

　　《實話實說》已矣。透過公眾對這一節目撤攤兒而產生的高度關切，我們似乎有理由對中國電視多一些美好的期待。說到底，觀眾才是電視節目最終的也是最高的裁判。社會轉型，文化一樣風生水起，人們不是不需要一檔說實話的談話節目，恰恰相反，說實話說真話任重道遠。至少，也要有能聽得進去、能插得上話、能你說我聽我卻“心有戚戚焉”的節目。電視人每每自詡要“走向民間”、“關注底層”，其實，“民間”不是幌子，“底層”也不是標榜，并不需要特別的理念，只要真誠、只要堅持這份真誠，就可以了。

　　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