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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云早年在商務印書館做過學徒、店員，曾帶領職工為維護自身權益同資本家作斗爭。為構建工人運動的思想陣地，陳云在1925年11月發起并創辦了地下刊物——《職工》。此后，他經常在這本刊物上就社會時局和職工運動的一些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并使用了一系列頗有寓意的筆名。

　　當年11月，陳云在《職工》創刊號上發表了《總工會是什么》和《職工在現社會的地位》兩篇文章。前文筆名為“懷”，文章指出，總工會代表工人一切利益，領導工人階級向帝國主義進攻，完成急需的民族革命；后文筆名為“民”，文中號召中國工人階級應成為領導群眾向帝國主義不折不撓進攻的民族革命先鋒隊。

　　1926年1月，陳云在《職工》第三期上又發表了《罷工后職工應有的覺悟》和《我們為什么要罷工》兩篇文章。前文筆名為“民”，后文筆名為“讓”。6月，陳云在《職工》第八、九期合刊上發表《職工與革命》，筆名“一民”。文章認為，廣大職工所受的壓迫都有政治的關系。為求自由和解放，不得不參加政治革命，并且政治革命工作應先于經濟革命事業。7月，陳云在《職工》第十期上發表《中國民族運動之過去與將來》(此文收入《陳云文選》并作開卷篇)，筆名“懷民”。文中指出，在以農立國的中國，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是民族運動的絕對主力。農民不參加運動，中國革命鮮有希望。如何組織和訓練農民，是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到民間去”將是今后中國民族運動的重要口號。9月，陳云在《職工》第十二、十三期合刊上發表《和平之路》，筆名“民”。他認為，要永久和平，就要把政權建立在民眾勢力基礎上。國民政府的北伐，正是建立民眾政權的初步實施。雖不能說北伐就是民眾的武力，但它是中國被壓迫民眾爭取和平的捷徑。10月，陳云在《職工》第十四期上發表《自治與民眾》，筆名“民”。該文指出，“自治”在中國“實際不是被軍閥政客用以壓迫民眾，即為土豪劣紳之御用把戲”，“真正的自治不僅要用民眾的力量來參加自治工作，反抗自治的障礙勢力，更要聯合接近民眾的武力。”

　　此外，陳云還于1935年秋以筆名“廉臣”在莫斯科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文章以傅連暲的經歷為原型，假托一個被俘虜的國民黨軍官之口，詳細生動地記述了紅軍長征的真實歷程及紅軍領導人與人民群眾間的魚水深情。并以第三者的身份宣傳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張。文章寫得真實感人，一經問世便在國內外廣泛流傳。對宣傳工農紅軍、中國共產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陳云早年寫的九篇文章，筆名分別為:懷、民、讓、一民、懷民、廉臣。從前八篇文章的內容及所用筆名可以看出，當時陳云是從一個基層工人領導的視角，來關注職工的實際工作和生活情況，為勞動人民的切實利益而疾呼。在寫第九篇文章時，陳云已經擔任了黨的重要領導職務，并且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在莫斯科開展黨的工作。以“廉臣”來作為筆名，大概也正是出于廉潔奉公、全心為民的考慮。第九篇文章可看成是他在特殊情況下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的特殊貢獻。陳云早年的這些文章及其筆名，生動地展現了他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的深情和關切。面對漫漫長夜的國家及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陳云內心充滿了強烈的時代責任感。正如他在自傳中所說的:“那時確了解了必須要改造社會，才能解放人類。這個思想對于我影響很大。做店員的人，有家庭負擔的人。常常在每個重要關頭，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有沖突時，要不只一次的在腦筋中思想上發生矛盾。而這種矛盾的克服，必須賴于革命力量與思想，去克服個人利益的思想。比如，當我在參加革命后，資本家威脅我時，我想到吃飯問題會發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處去得，可以到黃埔軍校，可以賣大餅油條，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沒飯吃，歸根結底，只有推翻現在社會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飯吃。”正是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思想，才使陳云在以后的人生旅程中不畏艱辛，為黨和國家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任勞任怨、鞠躬盡瘁。

　　薛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