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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6日是季羨林先生98歲生日。7月11日,正當我們為慶祝先生華誕精心準備時,噩耗突然傳來——先生已于當日上午9時在30l醫院病逝,永遠離開了我們。

　　前賢既逝,德音永存;學習先生的高尚品德及嚴謹的治學精神,推動我國文化教育事業進一步發展,將是我們緬懷先生的最好方式。

　　高尚的人格魅力

　　一身洗得發白的卡其布中山裝、圓口布鞋、老式的人造革書包是季羨林先生的一貫裝束;他言語平常,總是和善地微笑著,像鄰居家的普通老者。雖是知名學者,卻從不擺什么架子,同他談話,如沐春風,他的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從不會感到緊張和局促。但他卻受到人們的普遍敬仰。

　　當年在北大校園,季先生會碰到這樣的事情:一輛自行車忽然停在他面前,一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從車上下來問道:“您是季羨林教授嗎?”“是我。”“季先生,我沒什么事,只想當面向您說一句:我很敬佩您。”說完,年輕人深鞠一躬,然后轉身上車離去。有時也會有小矯車在季先生身邊忽然停下,車里會出來個年輕人向季先生合十鞠躬,執弟子禮。每次參加系里的大小會議時,季先生一進門,大家就會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向他表示敬意,人們這種發自內心的崇敬心情,其實正來自季先生的人格魅力。

　　季先生從未對自己作過評價,但是他曾說過自己喜歡什么樣的人:“我喜歡的人約略是這樣的:質樸、淳厚、誠懇、平易;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不阿諛奉承,不背后議論;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無嘩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而是多為別人考慮;關鍵是一個‘真’字,是性情中人。”(《佛山心影》)這其實正可看作是先生自況。

　　季先生對身邊的人始終充滿真誠的愛心,他愛母親,愛兒女,愛老師,愛朋友。在他創作的150萬字的散文里,他以滿腔熱情頌揚他們的高貴品質,抒發對他們的愛;讀他的散文,常會被他的真摯所感動。但季先生卻絕非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在“文革”中,他曾“自己跳出來”反對那個在北大一手遮天的“老佛爺”,甚至“差點丟了小命”。無力斗爭的時候,他則堅守著自己的人格底線,絕不靠誣蔑構陷別人為自己求好;而對于那些曾迫害過他的人,他則選擇了理解和原宥,為了不使這些人感到難堪或不便,他甚至推遲了自己相關作品的出版時間。這之間的理由則很平常,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我焉能苛求于別人呢?”

　　作為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季先生也始終保有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早在1986年,他就曾因《為胡適說幾句話》一文震驚文壇。當時胡適仍是個“反面教員”,并沒有人敢涉足胡適這個“禁區”。但季先生認為,由于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適的評價問題就不僅僅是如何評價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許多重大學術問題的大事,自己必須站出來說話。當時很多朋友都勸他不要這樣做,因為風險太大,但季先生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將該文發表。意外的是,文章發表后,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肯定和響應,并從此開啟了重新評價百年學術史的先河。

　　一位哲人說過:“偉大出自平凡。”應該說這句話在季羨林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平凡,并安于平凡。他也偉大,并因此不需要任何裝飾。

　　拳拳的愛國之心

　　季羨林先生于1946年自德國留學歸國從教。據一些老教師回憶,當年由于季先生在東方學研究方面的突出才學,劍橋大學曾有意聘請他到校任教,但為先生婉拒。在先生看來,學成報國是一個極為淺顯的道理,這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基本操守。

　　正因為這種樸素的觀念,先生從未把愛國或報國作為自己的豪言壯語,而只是默默地身體力行。上世紀80年代初,新疆博物館副館長李遇春找到季先生,問先生能否將新疆發現的吐火羅語的文獻翻譯出來。先生說自己久已不習這門語言,已經忘記了,恐怕無能為力。這位館長無奈地說,那只好找日本人去譯了。季先生聞此立刻說,我們中國人的東西,為什么要找日本人?我來譯。于是已過古稀之年的季先生花費了近二十年時間重習吐火羅語,將殘卷一一考訂翻譯,出版了英文專著《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為中國學術界爭得了榮譽。

　　正是出于這種拳拳愛國之心,先生把自己在國內開創的東方學研究與民族的發展和振興聯系在一起,勉勵后輩學人積極努力,在國際學界確立“中國的東方學”的地位。在1996年東語系建系50周年的慶祝會上,季先生鄭重提出,要將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建成世界的東方學研究基地。也是出于同樣的愛國熱忱與治學態度,季先生希望《東方文化集成》叢書將來能夠譯成英文和對象國語言,從而在國際東方學界產生影響。先生深知東方學研究任重道遠,因此經常鼓勵大家“弘揚東方文化要持之以恒”。

　　當年季先生留學歸國時,東方學在國內還鮮有人研究,更談不到教學與科研的開展。先生回國后即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并受命創建東方語文學系。東語系創建時只有7位教師,十幾位學生,條件極為艱苦。季先生當時即已有教授之銜,但卻一直親臨本科生教學第一線,即使從最基本的字母教學開始,先生也親執教鞭,悉心教誨年輕學子。憑著這種誠意治學的精神,先生為我國的東方學學科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后繼人才。

　　為了進一步促進東方學研究的發展并推廣其研究成果,季先生于1996年倡導編撰《東方文化集成》叢書。該叢書目前已出版了130多部,而季先生希望這套叢書最終能達到500部。這不僅表達了他對后輩學人的期許,也體現了他對自己畢生耕耘的東方學學科的摯愛。

　　勤奮的治學之道

　　季先生從求學清華、到留德十年;從初歸紅樓,到傳道燕園;從受難牛棚,到看守大門;不管是峰回路轉、柳暗花明,還是到陽關大道、光風霽月之時,先生從來都沒有放棄過自己的學術追求。在萬馬齊喑之時,先生一邊看門房一邊偷偷地翻譯了卷帙浩繁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在已過八十多歲的高齡,先生依然整日泡在圖書館里,一目十行,在《四庫全書》中搜尋“糖”和“石蜜”;北大很多人都知道,先生桌前的臺燈成了朗潤園的“啟明星”;甚至在301醫院的病床上,先生依然筆耕不輟,佳作迭出。

　　季羨林先生治學七八十年,正在陸續出版的《季羨林全集》共30卷,近1200萬字,堪稱著作等身。這些著作涉及的內容之廣之深令人驚嘆。季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語言、文學、藝術、宗教、文化交流乃至科學技術等諸多方面。除研究論文外,他還翻譯過大量國外文學作品,并寫有大量回憶或自述性散文。季先生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在自己涉足的每一個領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從一個農民的兒子成長為舉世聞名的學者,這其中有什么成功的“竅門”嗎?有人曾就此問過先生。先生回答道:“我記得,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講了一個笑話:一個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聲吆喝,叫賣治臭蟲的妙方。有人出錢買了一個紙卷,層層用紙包裹住。打開一看,妙方只有兩個字:‘勤捉’。你說他不對嗎?不行,它是完全對的。但是說了等于沒說。我的經驗壓縮成兩個字,就是‘勤奮’。”季先生每天清晨四點鐘準時起床,伏案讀書寫作,直至92歲因病入院。這種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便是先生所說的“勤奮”的注解。

　　正是靠著這種皓首窮經的奮斗精神,季先生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學術成就。

　　如今,季先生已離我們而去。然而先生可以遠去,先生的高尚品德,視學術為生命的精神不能遠去,尤其在當前充滿喧囂與躁動的學術界,我們更應該將先生的精神發揚光大,時刻牢記先生對我們的教誨,以更真誠、更扎實的態度,使先生開創的事業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