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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兵馬俑的挖掘秀

　　時光流轉，物是人非，只有不變的兵馬俑，留下了一堆難解的謎團，與每一個時代的人們相遇

　　本刊記者/唐磊(發自西安)

　　6月13日，秦始皇兵馬俑一號坑開始第三次發掘。可沒多久，大家就明白這次不太可能挖到“寶貝”，就算有，也要等待很長時間。考古隊的工作人員私下對圍堵上來的記者們說：“你們要看(新)東西，起碼半年后再來。”

　　為何現在宣告“開始第三次挖”

　　已是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考古部主任的劉占成沒有想到，時隔二十多年后，一號坑第3次開始發掘，讓研究了25年兵馬俑的自己首次成為被關注的焦點。此次發掘，他掛著“考古隊隊長”的頭銜，發言人似地向大家解答各種問題。

　　他首先否認了之前媒體預測的“新技術下發掘彩色陶俑”的分析。他認為，這次發掘的學術意義大于考古意義。“發掘可以對秦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提供珍貴的資料”，第二才是文物保護，“像彩繪保護，離開發掘就無從談起，沒挖出來保護什么。”

　　不期待有新寶貝，資料的完善也不是朝夕可成。隨著發掘的進展，怎樣更好地保護慢慢出土的文物是專家們首要攻克的難題。大家也開始擔心老祖宗留下的遺產會不會因出土而遭破壞。

　　經過大水泡、火燒，現在出土的陶俑身上只剩下一些殘留的色塊，有的色塊已經脫落掉在泥土上。

　　秦代的工匠是先在燒好的陶俑上涂一層生漆，然后再上色。生漆老化后，和氧氣接觸，五分鐘之內就會翹起來。“1978年，也有發現殘留色彩，但眼看著它就掉了。非常心疼。”劉占成說。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兵馬俑研究專家、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前館長袁仲一就提出發掘和保護要相結合，發掘、保護人員要同時在現場。

　　1975年，考古隊曾使用封閉法，用化學藥劑將色塊蓋住，防止脫落。但這種保護下的色塊表面會發亮，改變了原來的光澤度。到了80年代，考古隊還采用過針管把一種加固劑注入生漆和俑身之間，不讓它脫落。這樣能保住色塊，但專家認為只是權宜之策。

　　而一直以來，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就在和德國合作研究怎樣保護陶俑色彩等難題。1998年，在二號坑發現8件大面積彩繪俑，那次袁仲一和劉占成都參加了發掘。通過當時的技術，陶俑粉紅的臉、朱紅的甲帶、褐色的鎧甲已保存至今。“幾十年的研究，(彩繪已)可以保護下來。”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前館長袁仲一說，“但不能說滿，絕對保護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保護方法，若干年后可能就是落后的，要不斷探索。”

　　這次新一輪的發掘，比新技術運用更關鍵的是，它是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首次獨立發掘。這個項目的申請成功，也為考古工作開展帶來了重要的資金支持。從這點來說，它的“政治意義”，已大于考古意義。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的一位領導向本刊透露，下一步博物館可能將向國家文物局申請發掘二號坑。這位博物館領導對本刊說：“這次我們館想持續挖五年，但每年都需要國家文物局審批。發掘的成果和質量要受到國家檢查的，我們只要做好就自然獲批了，不是光靠自己搞什么計劃。”

　　這次宣告“開始第三次發掘”，其實是中國第四個文化遺產日的一個噱頭。事實上，這么多年來，兵馬俑的發掘和修復工作幾乎從未停止過。

　　挖井挖出了“瓦神爺”

　　1974年，陜西省臨潼縣晏寨公社西楊村和中國的許多農村一樣，學大寨、打井抗旱。西楊村生產隊隊長楊培彥隨手撿起棍子，在地上畫了個大圓圈，很不規則。他覺得這里地下水脈旺盛，因為村西南邊的這塊亂石灘有柿子林。這個圓圈距離高高堆起的秦始皇陵墓約1.5公里。

　　當年3月29日，西楊村打井隊六人挖至地下4～5米深時，還沒有水，只挖到了陶片，大家覺得很倒霉，這是挖到古人的磚瓦窯了，打井進度肯定要受影響。隨后又挖出了幾個陶俑頭和身子，讓打井隊感到不安。按當地的說法，這東西是“瓦神爺”，挖到是要“招禍”的。整個西楊村都緊張起來。

　　恰逢晏寨公社水保員房樹民來檢查打井進度，他見到“瓦神爺”后，讓村里暫停打井，他向縣文化館作了匯報。文化館主管文物的業務干部趙康民聞訊趕到現場，初步斷定“瓦神爺”可能是秦始皇陵的陪葬物。此時，打井處的秦磚已被村民挖走拿回家了。一些青銅兵器被當做廢品賣掉，俑頭被村民戴上草帽支在田里嚇唬麻雀。

　　文化館的趙康民開始挨個從村民那回收青銅兵器、俑頭，還動員村民幫助篩找破碎的陶片。

　　1974年5月，新華社記者藺安穩回臨潼探親，在妻子工作的臨潼縣文化館看見修復好的陶俑后，在《人民日報》內參《情況匯編》上發表文章《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批示國家文物局迅速采取措施。文革期間，已有長沙馬王堆漢墓、河北中山靖王墓被發現，陶俑的出現再次在全國引起轟動。

　　7月初，國家文物局派人與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協商，決定由陜西省組織考古隊進行發掘。

　　現年77歲的袁仲一是第一批到兵馬俑工地的8位考古人員之一，這位1963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的中國古代史研究生，1964年就在陜西從事考古發掘研究。“去之前領導說，你們花個一個星期到十天把它挖完，然后寫個報告給國家文物局交差。”袁仲一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道，“沒想到一挖就是幾十年。”

　　1974年8月，考古人員開始試掘打井區域(現在一號坑位置)。這才發現“這里的陶俑浩浩蕩蕩，想不到的震撼。”袁仲一說。按照習慣，考古隊喝酒慶祝這個意想不到的景象。這一年，現任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劉占成剛進入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在學校里，他第一次聽說驪山腳下發現了許多陶俑。

　　1975年，還是學生的劉占成獲得機會，到兵馬俑工地發掘現場參觀實習。劉占成覺得很幸運，身為陜西人的他在陜西念考古，陜西又出了這樣的寶貝，從事考古的人“碰”到“值得研究的好東西”很難得。1975年初，考古隊在《文物》雜志上發表文章，首次使用“兵馬俑”一詞。大家認為，軍隊就是兵，還有戰馬，陶人就稱俑。

　　1976年，考古隊確定兵馬俑跟秦始皇有關系。

　　1976年4月23日，考古隊發現6000平方米的二號兵馬俑坑，5月11日發現520平方米的三號兵馬俑坑。

　　發掘過程一再中斷

　　經過探測，已發現的三個秦兵馬俑坑中，一號坑最大，共14260平方米。國家決定在一號坑原址建立大型博物館。1976年9月，一號坑保護大廳動工。1978年初，大廳完工，5月8日，一號坑正式開始發掘。這時的考古隊已經增添了保護、修復、照相方面的專家，其中10多個修復組開始對出土的兵馬俑同時間進行大規模修復。

　　正是這一年，剛從西北大學考古系畢業的劉占成被分配到兵馬俑考古隊工作。“我到工地第一天，看到一個解放軍指導員，穿著軍用大皮鞋，踩在已經清理出來的陶俑身上，拿著一把鋼尺在指揮。”現任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劉占成對本刊回憶道。考古發掘現場往來的翻斗車、架子車，隆隆的機器聲，讓劉占民看呆了，這和他實習過的考古現場不一樣，一百多名解放軍、民工忙碌著，現場只有五六名考古業務干部。

　　那時，整支考古隊都住在兵馬俑坑附近的農戶家中，在西楊和下河兩個村子一家家輪流吃派飯，每人每天交1斤糧票、3角錢。考古隊隊部設在西楊村的一家農戶院內，時任隊長杭德州和袁仲一等4位資深專家就住在院子后面積不大的寢室里。劉占成和隊里另一位剛畢業的大學生張占民則住在另一戶農戶家中不到6平方米的房間。

　　白天在工地“挖完土”，晚上被隊友稱為“二占”的兩個大學生還得要整理資料。房間太小，他們一個坐在炕上，一個在地上。時間一長，劉占成發現張占民能熬到夜里兩三點，而自己十二點前就困了。后來他發現，袁仲一更能熬，常常通宵工作。“從那時候起，我知道這種精神成就了袁先生他們的成就，我開始敬佩這些人和這個行業。”劉占成說。

　　相比其他遺址，兵馬俑的發掘稍簡單，因為此類陪葬坑的地層結構簡單，最大的難題就在文物保護。兵馬俑坑在荒郊野外，發掘在露天進行，下雨、雪都會對文物造成破壞。當地民間有句話：南山戴帽，長工睡覺。

　　南山指的是秦陵所在地驪山，當地的說法是，只要驪山頂上積云彩，就是要下雨。考古隊員每天都要關注天氣，尤其是驪山山頂的云層變化。要下雨了，就在兵馬俑坑的周圍搭小圍堰，用塑料薄膜覆蓋陶俑；下雪的話，就用稻草編的草簾子包住陶俑。那時候大家最大的愿望是在坑上能用葦席、竹竿搭一個遮雨擋雪的棚子。

　　“國家要求的時間很緊，希望盡快開放，就批準調動了軍隊。兵馬俑上層覆蓋了很厚的土，部隊主要挖土。”一位參加當年發掘的工作人員說，“當時有各種說法，說挖的太快造成破壞。但是部隊挖上層的土，還是加快了發掘速度。接近文物層后，就由考古人員非常仔細地發掘了。”

　　1979年，中國考古學會在西安成立。時任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等16位專家到兵馬俑工地考察，見到“熱火朝天”的景象，非常驚訝，提出嚴厲批評，要求停止發掘。

　　按照考古發掘劃分方法，兵馬俑一號坑按20×20米被分為27個探方，第一次發掘了五個探方，出土1087個陶俑、8輛戰車、32匹陶馬等。但其中25個探方土層都已被挖開，在夏鼐等人提出意見后，考古隊將土回填。

　　1979年10月1日，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1980年，一號坑的發掘停止。考古隊的工作也從發掘轉為修復。修復期間，前五方(一號坑東面的五個探方)共清理出陶俑1087件，出土木質戰車8乘，每乘陶馬4匹。

　　1983年，考古隊隊長杭德州調往省文物局任職，考古隊由袁仲一負責。1985年7月，考古隊重新組建，并由秦俑考古隊改名為秦陵考古隊，石興邦任隊長，袁仲一等三人任副隊長。次年3月，一號坑在停工四年半后再次開始發掘。已是“老”隊員的劉占成負責發掘現場管理。

　　之后的八個多月。考古隊完成了后五方的發掘后，正準備按計劃進行文物修復、資料整理等后期工作。可是，1987年2月17日，考古隊放在雜品庫中的“將軍俑頭”被盜，此事震驚了全國文物界。

　　劉占成和考古隊員們的發掘工作再次停止。

　　解不完的兵馬俑謎團

　　1988年，劉占成所在的秦陵考古隊由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劃歸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1990～1993年，劉占成帶領隊員對一號坑前五方的底部遺存進行細部清潔后，考古隊把發掘、研究重點轉移到了二、三號坑。

　　二號坑約6000平方米，已出土了1400多件陶俑陶馬等，為準備2009年這次對一號坑的發掘，二號坑已于2008年停工。三號坑僅有520平方米，已出土文物72件，1989年發掘工作就已基本結束。而一號坑為14260平方米，到1987年第二次發掘結束，只出土了文物1000多件，僅僅完成2000平方米，不到它的1/7，考古隊員們根據陶俑排列的密度推測，一號坑中應有6000多件陶俑。

　　劉占成和隊友們期待著，在面積最大的一號坑能為他們解開關于兵馬俑的那許多個謎團。

　　“現在動不動就說首次發現。我們都私下說，這次一號坑已經不太可能有首次發現的東西了。”一位多年研究秦始皇兵馬俑的專家對本刊說。之前媒體報道的“是否有文官俑”“是否有外國人面容”等猜想都被專家視為無稽之談。但其中的一些仍未解開的謎團，也是很多研究者關注此次發掘的原因。

　　如兵馬俑被誰毀壞就是其中一項。

　　出土的兵馬俑沒有一個是完整的，現在“站立”的兵俑、陶馬，都是由考古工作人員拼裝修復而成。陶俑原有的彩繪更是難尋。從發掘考證的結果看，兵馬俑遭到破壞主要分為自然和人為兩方面。

　　根據考古隊現場的測量，坑內水深達1.2米。淤泥最淺處厚20多厘米，最深處40多厘米，共14層，說明兩千多年間，兵馬俑不只一次被水淹過。

　　被媒體稱為“兵馬俑之父”的袁仲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1974年以前，兵馬俑已被人發現30次以上。

　　據統計，一號坑東段的陶俑據地面僅兩三米，西段為4米多。考古隊在一號坑中發現了西漢末年的墓葬，在二號坑中也有五座東漢時的墓葬，且墓葬都挖到兵馬俑所在地層。在二號坑西段的一個夫妻合葬墓放置處，有四匹秦陶馬被砸碎搬開，棺木就放在陶馬所在的磚鋪地上。明清到近代的墳墓也有幾十座混埋在兵馬俑坑里。其中一座民國初年的大窯坑，使很多陶俑都暴露出來，里面還有當時的銅錢。“但那時人們不知道是珍貴的文物，或是覺得不吉利，都不聲張。”袁仲一說。

　　而曾被大火焚燒也是兵馬俑損毀的重要原因。在此次發掘的T23探方中，暴露在土表的黑色灰燼隨處可見。

　　《史記·高祖本紀》及其他一些歷史文獻都有內容大致相同的記載，說項羽盜了秦始皇墓，還放火燒。在兵馬俑被發掘的三十多年間，這種說法流傳最廣，各種書籍，甚至導游解說時都說，是項羽燒了兵馬俑。

　　但身為考古隊現場負責人的劉占成在2004年第六屆秦俑學術討論會上，公開質疑這種說法，他給出了現場發掘的六個疑點：第一，俑坑內沒有發現項羽軍隊軍隊進坑的入口；第二，如果有人進入坑內，為了行動會推到密布的陶俑，但研究發現，陶俑是因坑頂下榻的自然壓力而倒地的；第三，沒有一件陶俑上有打擊的痕跡；第四，在坑內的淤泥層中沒有發現入侵者的足跡；第五，坑內文物的移位、缺失不像經過大規模洗劫；第六，棚木木炭遺跡完整，如果項羽焚燒，棚木燒盡，棚木上方厚達數米的封土會將棚木壓斷，木炭遺跡會落在坑內淤泥層中。

　　作為這次發掘的顧問，袁仲一也向考古隊提出多項需攻克的難題，如，幾十年過去了，土已經干成土塊了，如何解決干燥的問題，怎么通過試驗得出各階段的噴水量；還要想辦法把落在土中的色塊貼回陶俑身上等等。

　　幾十年來，袁仲一一直把兵馬俑當做自己不會說話的朋友。曾經，他用了三個月時間，自己跑去給修復好的714個陶俑一個個相面。在他看來，這些深埋在土里的“朋友”，每一個人都是有生命的，他們各不相同。

　　而這些疑團都還沒有答案。“各種謎團的解開都要看發掘面積增大后，能否有新的發現。”劉占成期待著。

　　當年參與第一次發掘的考古隊員中，現在只剩劉占成一人了，可兵馬俑卻始終不變地站在那里，靜靜等待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們與他們相識、交會，似乎守候著與后來人的一個永恒之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