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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林風眠偽作謎局

　　作為中國現代著名畫家，林風眠的畫一直是美術界、收藏界的珍貴藝術作品，其拍賣價格也一直高居不下，而關于他作品的真偽卻也是業界坊間爭議最大的話題

　　本刊記者/楊時旸

　　1634萬港幣。

　　林風眠的作品《漁獲》以如此高價在香港成交。4月6日，香港蘇富比春拍，當場內為這個數字歡呼的時候，場外一些圈內人士卻對此心生質疑。《漁獲》以及同時上拍亦取得高價的林風眠另一組作品《京劇人物》，自落槌起就陷入“偽作”的巨大爭議之中。

　　隨著這個爭議的加劇，有關林風眠偽作的深層線索也逐漸顯露出來。

　　蘇富比不識“林風眠”藏家身份？

　　不同于大多數看客，一些資深藝術品經紀人更早耳聞蘇富比即將出現一批“重要的林風眠”作品。但是這批據說“令臺灣收藏界震動”的作品并沒有出現在之前北京的蘇富比春拍預展上。

　　直到3月18日。北京某畫廊的開幕酒會上。來自大陸和臺灣的眾多藝術品經紀人、拍賣行專家齊聚捧場，其間蘇富比春拍圖錄送到現場，大家傳閱后，普遍認定此次所售林風眠作品《漁獲》以及一組《京劇人物》并非真跡。

　　“以我個人的經驗，我認為它甚至算不上一件合格的仿品，技巧實在只是中學生的水平。”資深藝術品經紀人伍勁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我們都能看出來。”

　　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藝術品交易慘淡，一次拍賣同時出現數量不小的林風眠作品確實具有眼球效應。酒會后不久，有藏家向伍勁詢問，稱如能證明其真實性他即參加競標。作為藝術品經紀人的伍勁于是與蘇富比“20世紀中國藝術”主管李亞俐取得聯系，但伍勁并沒有得到確切的相關證明信息，蘇富比方面告知伍勁的是“為歐洲與亞洲同事共同努力征集到這批作品”。一年前，吳冠中偽作《池塘》經內地瀚海拍賣公司高價賣出，后由吳本人確認其為偽作。而李亞俐正是彼時瀚海的油畫部主管經理，這也是讓經紀人們對此次林風眠畫作真偽心生疑竇的一個原因。

　　因為無法確切證據證明作品來源，一些藏家選擇觀望。而在圈內一片質疑聲中，《漁獲》和《京劇人物》仍分別以1634萬和842萬港幣成交。前者創下林風眠畫作拍賣價新高，因此也成為質疑的靶心。此作品買家身份并未對外公布。伴隨高價成交的新聞，偽作之疑也從圈內向外界擴散。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向香港蘇富比了解此事時，公關部工作人員李以迪對記者回復說，“蘇富比征集之拍品，均經由專家反復并嚴謹地鑒定其出處及真偽，在確定其為真品，兼具有清晰有序之來源后，方于拍賣會上推出。”并強調此話即是以香港蘇富比發言人的身份做出的回應。

　　當記者要求其出示畫作來源證明后，香港蘇富比發來有關《漁獲》及《京劇人物》的背景資料。資料顯示，《漁獲》為1960年丹麥駐北京彼得森(Lorenz Petersen)大使收藏，大使與林風眠于北京結識，1960年回國時將此畫帶回丹麥相伴半個世紀(注：英文資料顯示此大使是于1962年離開北京，與中文翻譯不符)。并附帶注明為勞倫斯·彼得森大使的照片一張。資料還顯示，《漁獲》完成于上世紀50年代晚期及1960年初。

　　除上述資料外，蘇富比沒有提供關于原藏家本人的更為詳細的證明。“我是他們的客戶，他們也是給我這些，”伍勁說。這也是他的另一個疑惑，“買家要證明資料，蘇富比讓藏家寫個證明或者出來接受電視采訪，這不是很簡單的事嗎？為了成交，這是平時拍賣公司愿意做的事情。”

　　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從丹麥駐華大使館提供的查證訊息中，1959年至1962年丹麥駐北京大使應該名為Hans Berpelsen。丹麥大使館工作人員告知記者，“查找了歷任駐華大使名錄，均沒有Lorenz Petersen這個名字出現。至于香港蘇富比發生的情況，不方便發表評論。”藏家的“大使”身份成為蘇富比證明中的疑點。

　　另外一組作品《京劇人物》的藏家，據蘇富比香港提供的是扭挪威1963至1966年駐上海總領事海勒夫婦，挪威上海領事館告知記者，確有此姓名。

　　這幅創林風眠拍賣紀錄的作品，從藝術收藏界的質疑，到藏家身份不明，無論哪方面，都使它的真實性蒙上了陰影。多年來，在美術界廣為傳說的一些關于林風眠偽作線索再次進入人們視野。

　　圈中質疑學生作假

　　上海一位石姓藝術品經紀人曾針對本次蘇富比拍賣的爭議，向一名林風眠的再傳弟子詢問，對方的回答是，“畫的感覺不對”。此經紀人早年曾在佳士得工作，與林風眠的一些學生素有交往，也因此得知一些林風眠仿作的“內幕”。

　　“林風眠的假畫有兩到三撥人在做。1996、1997年的時候，上海有人就買過假的，我們都知道。”石先生說，“還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林風眠三四十年代的落款是1934年左右的，長條的傳統的中國畫形式的，基本上都是假的。”

　　據他了解，這些作假的人之中，有一人技術最為高超，影響最大。“這個人也算是林風眠的弟子。文革時林風眠送過他幾幅畫，但是后來被他自己說成兩大捆。”石先生說，“他現在已經移居國外。”

　　林風眠已于1991年過世，因某些原因其家人對假畫的態度諱莫如深，正式的出版文獻似乎成為唯一一條探求真相的途徑。而加拿大亞太國際藝術顧問有限公司曾出版一本名為《中國現代主義繪畫的先驅者——林風眠》的畫冊，卻被業界“公認為‘假書’”(注：為洗白假畫將偽作出版的畫冊文獻)。該書的出版人為陳秀叢。

　　據伍勁透露，書中的145幅作品其實全部為陳秀叢個人收藏。而書中文字部分寫道，陳秀叢的一百余幅林風眠畫作，購買自一位名為潘其鎏的人士。而在書中，潘其鎏還自述了文革時如何幫助林風眠私藏畫作的故事。

　　據著名畫家鄭勝天的介紹，潘其鎏于1947年進入國立杭州藝專，后來與林風眠私交深厚，是林指導的少數學生之一。

　　據公開資料顯示，林風眠于文革期間親手撕毀了自己的大量作品，1977年去香港定居時也只隨身攜帶40余幅畫作，潘其鎏收藏的龐大數量讓人狐疑。伍勁曾與林風眠的義女馮葉有過一次交談，伍勁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轉述，馮葉曾詢問過林風眠遺留上海的畫作數量，林的說法是，當年離開上海遺留在舊居樟木箱中確有少量畫稿，但數量非常有限，而且都不是完整的畫作。

　　與林風眠熟識的潘其鎏從1981年去美國留學后就與林斷了聯系。伍勁稱，他從知情人處得知，潘其鎏因作假畫的事情被林知曉后，林風眠與其斷交。為此，潘曾寫信向林道歉。“信現在還保存在林風眠家人的手里。”伍勁對記者說，“這些都有證據。”

　　而在加拿大版《中國現代主義繪畫的先驅者——林風眠》的畫冊中，潘其鎏在文章末尾寫道，“許多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我不會把它寫出來。”

　　由此，圈內許多人懷疑，這個“影響最大的”做林風眠偽作的學生很可能就是潘其鎏，并且他的偽作得到了林風眠本人的默許。當記者向圈內人核實時，幾名不愿具名的人士皆認可此推測。

　　但目前一些有關林風眠的出版物中，大多都仍將潘其鎏作為研究林風眠的專家。

　　館藏作品真偽之疑

　　對于大多數畫家來說，他們的偽作通常僅流轉于市場。但林風眠畫作的真偽斷定之所以更復雜和糾結，還由于他的一些館藏作品同樣因為出處不明而飽受爭議。館藏作品，一直是被收藏界、美術界作為“真品樣本”來對比流傳在外畫作真偽的，如果連館藏作品都存有爭議或確有偽作，那相當于對于林風眠作品真偽的參照標準的根基都動搖了。

　　目前，上海美術館有“林風眠”作品共39件，其中四件分別來自畫家呂蒙夫婦和沈柔堅親屬捐贈，另35件是上世紀80年代早期，上海美術館收購的一批“林風眠”畫作。1986年上海美術館于成立收藏部后，這39件作品畫就進入美術館收藏部收藏，2004年上海美術館成立典藏部，林風眠的39幅作品于是納入典藏部，成為該美術館最重要的藏品之一。

　　而正是這35件作品，引來一些圈內人士對其真實性的質疑。更有人稱35件作品全部為美術館從其商品部收購所得。資深藝術品經紀人伍勁介紹說，代銷這批35件畫作的貨主原為林風眠學生，因為出國需要錢，把它們以相對便宜的價錢(每幅數千元)放在商品部作為旅游紀念品代銷，后被上海美術館收購。而這批畫作被疑為就是林風眠學生的作品。經手人名為袁湘文。

　　根據2005年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主義繪畫大師——林風眠》中的介紹，袁湘文自己表示曾分兩批以每幅2000元將“林風眠”作品賣給上海美術館。而著名評論家郎紹君的文章里透露，袁湘文即潘其鎏之妻。

　　彼時上海美術館的典藏部主任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要求隱去自己姓名，他對記者表示，“按照底案，35張畫里邊確實有8張是來自袁湘文，其余的27張來自商品部。”至于8張來自袁湘文的作品價格，對方表示并非外界傳言的每張2000元，而是“價格不等”。而那27張則是分為兩次收購。“一次買了一張，第二次是26張一起。”這位前主任已于2006年離任上海美術館。

　　該前主任還表示，“從一開始就是按照林風眠作品買的。有(林風眠的)章子和簽名的。而且是當時副館長丁羲元簽字的。”

　　現任的上海典藏部主任倪慶中對記者答復說，“這個事情是過去的事了，我不太清楚，”而他的前任“應該都清楚”。同時，他“糾正”了記者的用詞“不能說(那批作品)是美術館從商品部買的，應該說是‘轉的’”。

　　1999年，中國美術學院主辦的林風眠回顧展，在上海美術館舉行，林風眠的義女馮葉被邀請幫助挑選作品并把關。被疑“假書”的出版人陳秀叢表示愿意出資100萬元贊助此展覽，但因其個人收藏作品真實性存疑，而被馮葉拒之門外。據知情人透露，當時為考驗馮葉眼力，主辦方還特意將幾幅來源清晰的林風眠作品與陳秀叢藏品混在一處，馮葉最終將其完全區分開來。

　　因馮葉的堅持，包括“潘其鎏保存大量林風眠作品”的文字最終也未出現在當年由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的林風眠的畫冊中。

　　但由于馮葉只是幫忙而沒有對畫冊的決定權，陳秀叢的少量收藏仍出現在畫冊之中。

　　這本公開出版的畫冊名為《林風眠之路》。其中，除去林早年任職的畫院及上海美協提供的作品外(此部分均為林風眠親自捐贈)，上海美術館部分館藏的林風眠作品也被編入其中。

　　珍貴畫作來源的撲朔迷離，尤其是館藏作品存疑，進一步使林風眠真跡的爭議升級。

　　事實上，在林風眠去世之后，其作品的真真假假一直亂象叢生。但坊間有一種說法，林風眠生前對假畫泛濫之事心知肚明，但基本采取默許態度。東京西武畫廊曾于林風眠生前舉辦過兩次林作的展覽，并于林風眠去世后一年發表了林與畫廊主人大桶貴之的訪談。文中，大桶貴之向林詢問為何明知拍賣中為偽作而不提出。林風眠回答，“買賣仿制品的人，都有他們的原因，假如我對拍賣行說他們所交易的只是仿制品，對買賣雙方都會有不良影響，所以我不會這樣做的。”

　　林風眠對偽作的寬容是出于藝術家的大度抑或其他個人不可宣的原因尚不可考。但正是因為畫家本人及家人始終對造假之事未做任何追究，也是造成其去世后，市場上“林風眠”偽作泛濫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