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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學者

　　新發現的歷史，也是新聞

　　-文/陳力丹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新聞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敘述。其中“新近發生”的“發生”有各種情形，常見的是“剛才發生”。還有“剛才披露”，內容也許是以前的事情，但披露本身是一種“新近發生”的事實。文獻檔案有一定的保密期限，期限之內，只有極個別人可以看到，而且得承擔保密的職責。檔案公開本身，亦又是一種“新近發生”的事實。然而，太多的新聞工作者只關注“剛才發生”的事實，忽略了檔案公開這一新近發生的事實中蘊藏的豐富新聞。新發現，也是新近的事實啊！這是一個新聞富礦。

　　《北京青年報》2009年4月13日至18日連續刊載的《五四檔案解讀》系列專版，顯示出編者全面的新聞意識，因而他們得以開啟一扇很有意義的新聞窗口。

　　讀著這幾天的該報C2版，我處于思想興奮的狀態，因為很多經過N代傳播的關于五四的信息，得到了確鑿的歷史檔案的校正。

　　例如1919年5月4日那天學生火燒趙家樓的具體情形，幾十年來留給我的印象是學生翻越圍墻進去的，而檔案糾正了這一細節：是學生們打破趙家樓臨街窗戶，用兩個學生架著一個學生爬進屋的方式，先行進去幾個人，然后打開大門，數百學生涌進去。以前所有的教材都談到，當時曹汝霖不在家，正好在那里的章宗祥被打。現在檔案中的證據均顯示，當時曹在家，混亂中從后門跑了。趙家樓的原址現在完全消失了，然而檔案中保存的北京警察廳繪制的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平面圖的再現，對現在來說，就是一條新聞。

　　趙家樓事件后北京警察當局抓捕了32名學生，經各方斡旋，幾天后釋放。一般的歷史敘述到此為止，很多人以為此事不了了之。檔案的公開，使得這一歷史事實得到延續。5年多后，即1925年1月31日，京師地方審判庭對32名學生依然做出了判決，最終結果是“應不起訴”。

　　五四游行之后的當年6月，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而被捕，隨后便是關于營救他的眾多報道，9月陳獲釋。歷史上的陳獨秀被捕事件在N代的傳播中大體如此。然而，檔案告訴我們，陳獨秀被捕過程中，發生過對陳生命有關的一段插曲，即由步軍統領衙門還是由北京警察總署關押，出現爭執，最后結果是送警察署。如若相反，陳獨秀很可能命喪步軍統領王懷慶槍下，因為陳散發的傳單內容之一，是要求罷免六個官員，王懷慶便在其中。報紙展示的檔案中陳獨秀離開北京后致同鄉、警察總監吳炳湘的信件，再現了陳獨秀文筆的犀利詼諧。

　　1919年7月，北大內部發生學生沖突，遭到京師地方警察廳的報復性干預，抓走11名學生。在各方面的斡旋下，8月的審判結果是雙方各以不同的罪名判罪，但又以不同的名義當庭釋放。這些細節，若不是記載在檔案中，恐怕會被歷史遺忘了。1919年五四游行后至當年年底，發生的抵制日貨運動中，學、商之間發生少量沖突的歷史，也被記載到檔案中；保存在檔案中的十數枚中國貨商品的商標，是又一新發現。

　　新聞，不只是發生在當下的事實，也包括新發現的歷史事實、事實的細節和展現的實物。《北京青年報》在這方面給大家上了一堂關于“什么是新聞”的新課。

　　-傳媒人

　　弘揚五四精神，須先返五四現場

　　-文/解璽璋 供職于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編報、編書20余年

　　五四運動至今已經過去90年了。關于這場運動，有過許多來自不同陣營的回憶、評述和論斷。在我們的近現代史的教科書中，五四運動被定性為近現代歷史的分界線。經歷了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都將重新劃定，中國革命的性質甚至也因五四運動而有了根本的改變，它成了中國現代社會歷史的開創者和奠基者。

　　但是，關于五四運動，仍然是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由于各種言說的交叉互動，這個在我們的記憶中概念大于真相的歷史事件，越發顯得撲朔迷離，陷入重重迷霧之中。這就特別需要一種越過概念和觀念，從現象出發，從事實出發的歷史敘事。我們很想知道，它在當時究竟是什么樣的狀態？最近看到《北京青年報》特別刊發的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五四檔案解讀》系列文章，就有一種期待已久的親近感。

　　這組系列文章是《北京青年報》與北京市檔案館合作刊發的。后者的加入顯然增加了這組系列文章的分量，也使得“重返五四現場”這樣一個創意得以實現。據介紹，北京市檔案館藏有珍貴歷史檔案資料190萬卷(冊)，記錄著北京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和演變，每一次重大歷史變革中的人和事，尋常百姓的生活狀態和社會變遷，都能在這些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發現其蹤跡。這一次我們看到的6篇，都是五四運動期間和后來一段時間內十分重要的歷史關節點，也是長期以來言而未詳、言而未明的歷史事件，通過搜尋檔案文獻，事實真相也一點一點地顯現出來。

　　我們不能說有了歷史檔案就能夠回到歷史現場，我們也不能保證，歷史檔案中所記載的全部是歷史的真相。有許多東西在第一時間由當事人敘述時，就已經被遮掩，被歪曲，被偷梁換柱、改頭換面，被重新剪接過了。但這并不影響檔案記載的真實性。我這里所謂真實性，是指這些檔案文獻確實是當時留存下來的，即使已經被遮掩，被歪曲，被偷梁換柱、改頭換面，被重新剪接過，也并不減少它的歷史價值，因為敘述的同時，把立場、態度、心理活動，以及社會歷史背景也都毫無遺漏地記錄在案了。

　　這正是歷史檔案文獻的特殊價值。更何況，很多記載，很多當事人的口述，仍然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生動的資料，一旦互相參照，也就使得五四運動在我們的心目中變得更加真切，更加具體，更加鮮活生動起來。譬如，檔案中就曾記載，陳獨秀被捕后，在押送他的路上，還出現過一段對其性命攸關的小插曲。當時，步軍統領衙門的密探與警察署探員發生了爭執，他們都想將陳獨秀送往自己所在部門進行處理。僅僅由于警察署探員的人數比步軍統領衙門的密探多，陳獨秀才被解至警察廳。這個小小的細節也許救了陳獨秀一命，如果不是解至警察廳，而是送到步軍統領衙門，必落在對他恨之入骨的王懷慶手里，此人正要對他“非嚴辦不可”呢。而警察署的吳炳湘，不僅是陳獨秀的安徽同鄉，其態度也寬厚得多。檔案中的這些記載，無疑會豐富我們的歷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