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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學者在“五四的精神遺產”座談會上提出

　　五四運動研究仍然大有可為

　　90年來，關于五四運動及其相關的“新文化運動”乃至那一特定時期歷史的學術研究，都已取得極為豐碩的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歷史過程就把握得清楚了，實際上有些地方仍然存在壁壘。”在“五四的精神遺產”座談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歐陽哲生認為，五四研究的一些成果是低層次重復的，回憶錄也存在魚目混珠的現象。

　　4月10日，由《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報》和《歷史研究》雜志主辦，郭沫若紀念館協辦的“五四的精神遺產”座談會在北京郭沫若紀念館舉行。會議的主題是“弘揚五四精神，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與會專家學者就五四運動的意義以及在新形勢下如何大力弘揚五四精神、幫助青年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進行了研討。

　　天津師范大學歷史與發展研究所所長龐卓恒認為，五四運動后，中國社會思潮中最重要的變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繼承“五四的精神遺產”就要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作用。中國共產黨創建和堅守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正是對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遺產的繼承和發展，也正是這份精神遺產的當代價值的集中體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長莉提出，五四運動要解決的是文化重建，即建立新文化，以此來取代以往的與舊的社會制度、舊的社會結構、舊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社會文化。“對比現在另一輪社會轉型以及文化重建，雖然處在不同的階段上，但是從一定意義上看它們是有相似性的。”面對90年來豐富的五四研究成果，今后的五四研究仍然大有可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所長黃興濤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思路：“以‘概念史’的方法來整體研究五四時期的歷史，是一種值得期待的嘗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福春說，從新文學研究唯一或是主要的載體——書刊報來說，90年，已經臨近閱讀的極限，很多書刊報早就已經無法翻閱。他呼吁，為了新文學史料研究工作，“救救正在消失的文獻”。

　　據了解，《中國社會科學》創刊30年來共發表20余篇關于五四運動的研究論文。2008年10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輯出版，正在迅速成長為一份全國性的綜合性理論、學術大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報》，近日將推出“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專刊。《歷史研究》也將刊載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的系列筆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