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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現五四:珍貴檔案還原火燒趙家樓歷史細節(組圖)

　　北京檔案館藏有190萬卷(冊)珍貴檔案資料，記錄著北京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和演變，每一次重大變革歷史瞬間中的人和事、尋常百姓日常生活和社會狀態，都可以在這些浩如煙海的歷史記載中探尋到蹤跡。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北京市檔案館與《北京青年報》合作策劃了這一專題，組織館內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進行的檔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礎上，仔細研讀，深入探究，用檔案記述解讀五四，再現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

　　火燒趙家樓時，當時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他是怎么逃離現場的？章宗祥又是如何被學生發現？這一系列問題，在館藏五四檔案中得到了求證和解答。

　　1919年的5月4日，農歷四月初二，是個星期天。時值京城花紅柳綠、百花爭艷的春天，本應是踏春或者賞花的好季節。但迫在眉睫的亡國危機，使得所有人的目光，轉而投向天安門前吶喊的青年學生，投向了趙家樓那場熊熊燃燒著、照亮著中國現代史幽暗前夜的大火。

　　90年后的春天，北京檔案館館藏檔案卷宗中火燒趙家樓事件的一個個小小的細節和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仿佛讓人重新回到現場。檔案的記載，讓N個現場細節重現。

　　北京檔案館保留了一份京師警察廳有關趙家樓的草圖，是火燒曹宅后由警察廳派人繪制的

　　趙家樓，因為五四運動中北平愛國學生的一把大火而燒得聞名中外。

　　趙家樓位于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據民國地圖考：此處原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四百米，后被一分為二，前邊稱前趙家樓胡同，后邊則稱為后趙家樓胡同。此處曾是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上海人，在段琪瑞執政時曾任外交總長，當時任交通總長。曾參與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而陸宗輿、章宗祥同為“二十一條”談判的當事者，這二人原籍浙江，都在日本留學，二人又出任過駐日公使。曹汝霖和陸、章三人，一向被視為著名的親日派人物。

　　北京檔案館保留了一份京師警察廳有關趙家樓的草圖，這是火燒曹宅后由警察廳派人繪制的。從草圖上看，趙家樓共有4個門，前趙家樓分別有一個敞門和街門，后趙家樓有一個后門，東邊還有一個敞門，曹宅東邊緊鄰城隍廟街。趙家樓院內建筑中西合璧，分成東院、西院和中院三個院落，看起來非常闊綽，像個大觀園一樣。自西向東：西式的垂花門餐廳亭廊與中式的平房宅門共處一院，院內共建有各式房屋大大小小幾十間，不包括敞門餐廳。在東院還有未竣工的草坪和亭閣。在趙家樓被火燒后，京師警察廳移送京師地方檢察廳的檢驗報告中稱：“前往趙家樓胡同曹汝霖總長住宅勘得該宅系路北大門內計三院，共住房五十余間。”這是對火燒事件中心的曹宅最為準確的統計數字，得益于保存至今的館藏檔案。

　　據記載，院內各種配套設施齊全，西院的建筑風格是西式的。中院的書房客廳和帶暗房的小樓高大寬敞；東院建筑風格是中式的，書房、浴室一應俱全。西院與東院分別有樹林花園，在后院還有隱匿的地窖，五四當天下午，曹宅的管家燕筱亭帶著章宗祥和一位日本人在這里暫時藏匿，曹宅著火后，又被學生揪了出來痛揍一頓。

　　關于趙家樓名稱的來歷，在民間有若干個版本的傳說，其中有兩個最有代表性。一是明代四川內江舉人趙文淵在貢院考上了進士，后來當上了文淵閣大學士，在此地建宅并在花園的假山上建了一個亭子和水榭，亭身似樓，在很遠處就可看到，因而得名趙家樓；另一說是有個趙姓大戶，在此蓋了一座三層小樓，胡同因此得名。　筆者于近日又一次重訪趙家樓，當年全國矚目的事件發生地已經面貌迥異。上世紀50年代后曹汝霖舊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樓，即北京軍區招待所，現改為趙家樓飯店，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北京大學學生代表許德珩在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處的“供詞”，記載了5月3日夜間會議的情形

　　查1919年魯迅日記，記載了5月初的天氣情況：“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風，4日‘曇’(即多云)。”就在5月3日，也就是魯迅日記描述起風的那天晚上，周予同教授在《五四事件》的文章中描述當時情形：“五月三日的晚上，曾開了一次會議，議決用猛烈的方法懲警從前簽字二十一條的當事者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當時有一位同盟會老同志曾秘密地將章宗祥的照片交給他們；因為曹、陸的相片在大柵欄等處的照相館時常看見；而章則任駐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關于5月3日的會議，館藏檔案中記載了1919年5月10日，北京大學學生代表許德珩在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處的“供詞”：“五月三日晚七時，大家看見報載日本向中國要青島，情形危急，不約而同地在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舉行了約一千人的集會，集會上許多人發表演說。會后，參會人分頭各自都準備了白旗，旗子上寫著‘歸還青島’、‘青島一失，中國必亡’等字。”

　　大會做出四項決議：一是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是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合約上簽字；三是通電全國各省市于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游行示威；四是集齊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周予同教授的文章中還提到了五四之前的情景：“四月末旬，……上述的秘密團體的學生們已略有活動，打算做一次示威運動。”

　　當時，出現了許多進步學生團體。例如3月23日成立的北京大學平民演講團。該組織是由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許德珩、廖書倉發起，團員39人，多為當時的進步社團國民社和新潮社的成員，以露天演講和出版刊物等方式在市民中進行宣傳。五四運動前后，北京大學平民演講團深入街頭，開展了多次愛國活動。

　　在館藏檔案中，有一份當年學生在市民中散發的傳單：“說起來愛國/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能實實在在做的很少/諸位呀/如今日本要奪我們的山東/這就是要吞滅我們中國哩……山東是我們中華的土地/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民都是主人/人家來要我們的土地/我們主人不來爭/還靠誰呢/諸位都來爭/爭不回來不止/這就叫真正愛國哩/愿大家趕緊起來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