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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氣出走

　　蔣介石于12月15日上午9時回到上海，隨即去拜訪了盟兄張靜江，當天下午，給孫中山寄了一份《游俄報告書》后，便登船回奉化老家。

　　孫中山對蔣介石此舉很不滿意。這期間，蘇聯派駐廣州的常設代表鮑羅廷早已到達，計劃籌辦軍校已有了眉目，孫中山有意讓蔣介石出任軍校籌備委員長，可蔣偏偏不來。孫中山于12月30日打電報給蔣介石：“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并詳籌中俄合作辦法。”

　　軍校招生、考試在即，但在廣州仍見不到蔣介石的身影，孫中山火燒眉毛，便讓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人連發6封電報催蔣南歸。

　　蔣介石接到電報，繼續在溪口慈庵呆了兩周，終日拂案焚香，繞塋撫樹，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了廣州向孫中山復命。1月24日，蔣介石受命為軍校籌備委員長。

　　此時，適逢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羊城內外，喜氣洋洋，宣布創辦黃埔軍校的消息不脛而走，給這喜慶又添一重氛圍。

　　蔣介石雖然也出席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在165位抵粵代表中，備受冷落，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24人中沒有蔣介石扮演的角色。候補中央委員17人中，有共產黨人林伯渠、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等，也沒有他蔣介石的名字。蔣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6人，其中3人由孫中山指定，另3人則由該省黨員選舉產生。

　　蔣介石心中悶悶不樂，他又想到孫中山只是委任他為軍校籌備委員長，并沒有明確宣布他即為軍校校長，同時參與籌建的人中，有好幾位功高資深的，叫誰當校長還很難說。他一氣之下，于1924年2月21日留書請辭，連照面都不打便“拂然而行”。

　　孫中山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轉來蔣介石的辭呈，不覺一怔：唉，這個中正！去年派他赴蘇俄考察，就指望他回來挑這副擔子，可回來也不馬上復命，本黨改組剛剛完畢，這樣隨便如何可以?便提筆在蔣的辭呈上批了這樣的幾句話：“該委員長務須任勞任怨，勉為其難，從窮苦中去奮斗，百折不回，以貫徹革命黨犧牲之主張。所請辭職，礙難照準。”

　　孫中山不準蔣介石辭職，而蔣介石也并不是真的要辭職，于是他便上演了一場討價還價的鬧劇。

　　蔣介石撂挑子，還受其政治心態的支配：他極不贊成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政治主張。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就是要容共、聯共，學習俄國人的方法，走俄國人的道路，孫中山態度很明確：“我黨今后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正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問題上，蔣介石跟孫中山產生了分歧。他在《游俄報告書》中就曾毫不諱言地表達：“俄黨無誠信可言，與英、法、美、日這些帝國主義比起來，也不過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現在，令他難以容忍的是，共產黨進入了改組后的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譚平山當上了組織部長、林伯渠當上了農民部長、毛澤東當上了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而他蔣介石卻在改組后的國民黨中央沒有得到相應的地位和權力，只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屬的軍事委員會中擔任一個委員。遠離權力中心，其對孫中山心懷不滿就可想而知了。

　　蔣介石于1924年3月14日致函廖仲愷，抱怨廖“專以順從”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露骨地批評廖“過信俄人”，說“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絕不信吾黨可以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最后聲稱：“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

　　周恩來在上個世紀40年代也曾說過：“蔣介石開始辦黃埔軍校時，表面上贊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實際上是反共反蘇的，并不是真心誠意地與共產黨合作。”

　　此時，蔣介石似已看出，在蘇俄扶助下的中共，將是對他將來權力的嚴重威脅，他之所以未敢公開提出清黨反共，只是當時羽翼還未豐。 當蔣介石帶著嬌妻陳潔如來到上海西藏路張靜江公館時，張靜江顯得非常訝異。軍校3月21日即將舉行入學考試，而這個入學考試的委員長不在廣州黃埔坐陣，卻跑來上海。他不解地問蔣：“介石，中山先生器重你，委托你辦軍校，也就是將本黨之命脈交由你，責任重大，你理應盡力才是，怎么在這個節骨眼上來上海？你若手頭吃緊，我可以再資助你一些。”

　　“我個人倒不缺錢，”蔣介石憤憤不平、牢騷滿腹道：“黃埔島那個彈丸之地，一片荒涼，白手起家辦軍校談何容易，今天去催糧、明天去借錢，滇軍第三軍軍長范石生竟敢指著我的鼻子奚落我；還有，大本營那個禁煙督辦楊西巖竟目中無人，膽敢拒絕撥付軍校的開辦費!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罷了，我還去當許崇智的參謀長，帶兵打仗吧!”

　　“中山先生不是讓你當軍校籌備和入學考試委員長了嗎？”

　　“靜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常委打算讓孫先生兼任校長，而孫先生屬意程潛和許崇智，只讓我和李濟深為副校長，我實在不愿意給人家做嫁衣裳!”

　　蔣介石這句話總算讓張靜江明白他負氣出走上海的真實意圖，是在以退為進，給孫中山施加壓力，是在要挾孫中山。

　　“你回去，”張靜江見自己盟弟受如此委屈，便一拍桌子：“我馬上給孫大炮寫信，校長之職非你莫屬，我的話他不會不聽，一定叫他讓你當校長!”“反正我已向總理提出辭職了，先回奉化看看動靜再說。”

　　“對！”張靜江慫恿道：“他不委任你為校長，你就不要出山！”

　　張靜江、蔣介石都曾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兩人義結金蘭，換貼拜把，情深義篤，利害相關。剛才張靜江對蔣介石講的那番話并非是口出狂言，他與孫中山的交誼確非尋常。

　　早在1902年5月，孫中山赴歐美向華僑募捐革命經費，在輪船上邂逅浙江湖州四大富豪之一的張家公子張靜江，他當時正赴法國出任清廷駐法國公使館一等參贊。孫中山見張靜江雖也算朝廷命官，但官位不高，且尚年青，談吐不俗，便將自己真實姓名和推翻清廷的革命主張相告。經說服、引導，張靜江愿意參加孫中山的組織，當即慷慨表示，愿以白銀3萬兩相助，讓孫中山憑其親筆信到紐約通運公司找姚叔蘭(張的妻舅)提取。3萬兩白銀，這在當時可算一筆驚人的數目。孫中山到了美國，果然憑信取得白銀3萬兩。以后，張靜江對孫中山繼續疏財相助，孫中山對他雖說不上言聽計從，卻也十分重視。

　　蔣介石原以為他這一走了之，可以使軍校辦不起來。然而，在蔣負氣出走后，孫中山即命廖仲愷代蔣職，繼續籌辦軍校事宜。同時，于2月29日親自電陳蔣介石復職，內稱：“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

　　孫中山拍完電報，又于3月17日將禁煙督辦楊西巖免職查辦。

　　按說，這已是給足了蔣介石的面子，他該回任了吧?可還是沒有。他私下里向人透露，本人的“行止不應以楊西巖免去而定”。很明顯，他只不過是借楊西巖不撥經費為發難之借口罷了。

　　3月2日，蔣介石曾給孫中山寫了一封長信，開首之言，不外是“知遇之隆，并世稀有”這類的奉承話，接下來筆鋒一轉，便端出陳其美(陳英士)。

　　陳其美的確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搞中華革命黨，要黨員摁手印向他個人效忠，連黃興這樣老資格的革命黨人也拒絕，而陳其美則二話沒說。蔣介石正是由陳其美介紹并監誓而加入同盟會的。辛亥年，蔣介石在杭州舉事成功后赴滬，出任陳其美的滬軍第五團團長，遂跟陳其美換貼拜把結為兄弟，這是蔣介石生平多次結拜異姓兄弟之第一遭。后來，在孫中山最倒霉的時刻，在許多老朋友紛紛離他而去的時刻，經陳其美引薦，蔣介石才得以單獨拜會孫中山，始與孫直接牽上線。于是，他在信里用標榜自己與陳其美的關系，希冀打動孫中山。他寫道，自己與陳其美“萬古交情，雖手足之親，未足間其盟契；骨肉之摯，不能逾其思義，肝膽相照，可質天日”而盟兄對他“信之專愛之切而知之深也”。接著便和盤托出他蔣介石侍奉孫中山于永豐艦的事。那是在陳炯明叛變后，蔣介石從上海趕到廣州，冒險登上永豐艦，護衛孫中山，率海軍與叛軍對抗，深得孫的好感。蔣介石頗有心計，不僅讓人拍下了孫中山坐在藤椅上、自己身著戎裝威武地站在孫中山身后的照片，而且事后還寫了一本《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的書。孫中山不僅為該書作序，稱蔣介石“日侍予側，而籌劃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士共死生”，并且還對外國記者說：“蔣某此來，不啻增加兩萬援軍也。”這也就成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嶄露頭角的一筆豐厚的政治資本。這次他又舊事重提，說有幾人能像他蔣某這樣對先生忠心赤膽、生死與共呢？

　　一番表功之后，他便將話挑明了：“如吾黨同志果能深知中正，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獨運，布展菲材，則雖不能料敵如神，決勝千里，然進戰退守，應變致方，自以為有一日之長，斷不致臨時紛亂，乃陷危境……”最后，他進一步要求：“先生不嘗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諸中正乎，今敢還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

　　蔣介石在信中答應孫中山于日內起程。實際上，他是先應付過去，至于何時動身，還要等待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