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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正式會議上的較量

　　4月13日晚9時，國共雙方的和談代表團于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

　　在勤政殿內，一排長桌放在大廳中間，兩邊分坐雙方代表，長桌兩邊后側各有3張小條桌，是雙方記錄和列席人員的座位。會談前，國民黨和談代表都已經看過并在內部討論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預感到談判形勢的嚴峻。

　　第一次會議，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作一個詳細的說明。在明確戰爭的歷史責任的問題上，周恩來指出：“戰爭的全部責任，應該由南京政府擔負。因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協定，是保證今后國內和平的一個文件，所以必須在條款的前文明確這個責任。”關于懲辦戰爭罪犯，這個整個國民黨統治集團最敏感的問題，周恩來是這樣說的：這一條分兩款，一款是規定在這次戰爭中主要的戰犯必須懲辦。在懲辦原則之下，給予寬大待遇；第二條是關于日本戰犯。南京國民政府放走了日本侵華戰爭最大的戰犯岡村寧次及其以下260多名的日本戰犯。“對于這種措施全國人民異常震怒。所以我們一定要求在簽訂協定以后，由政府要回來重辦。”

　　隨后，南京國民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發言。他先是對中共方面給予南京政府代表團的周到接待表示感謝和敬意。然后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條款進行了陳述。主要分三個部分闡述：一是(草案的)“前文里有若干過于刺激的字句，我們希望在精神和內容能酌加刪節。”二是第四條關于軍隊改編機構整編委員會問題。張治中認為，中共提出整編委員會要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下成立，我們認為軍隊改編的第二階段，應由聯合政府來辦理分區改編軍隊工作，聯合政府下自然有軍事機構來掌管這一事項，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本來是中共的軍事機構，這點實應考慮。三是待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國民政府即向民主聯合政府移交……而在第十九款中規定：南京國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并接受其領導”，若是如此，“豈不是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變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這點我要重申剛才所提同樣的理由，認為不相宜，請中共代表團諸位先生再加考慮。”發言最后，張治中十分感慨地說：“我今天固然代表我們政府和中共商談和平，同時個人一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反對者。這次中共在戰爭中勝利，可說已到了一個圓滿的地步，如果現在這個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貫徹下去，那么中共就不僅是軍事的勝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目前則我們以至誠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從此領導國家，達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標，并建設國家，臻于富強康樂之境。這就是我們代表團同人向中共代表團同人所想表示的一點小小意見和希望。”

　　在討論《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過程中，南京政府代表團提出了40余條意見，中共接受了20余條。4月14日，周恩來和張治中就協定草案全部內容要點再度具體交換了意見。4月15日晚7時，中共代表團將最后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送達南京政府代表團。

　　4月15日晚9時，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二次正式會議。先由周恩來把《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后修正的要點，亦即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所提修正之點加以說明。周恩來強調指出，《國內和平協定》不僅吸收了各位大部分的意見，而且也采取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沈鈞儒、馬敘倫、黃炎培、譚平山、彭澤民、蔡廷鍇等人士的建設性意見，最后由中共代表團定案，是不可變動的定稿，“我們期待南京代表團同意這個協定，接受這個協定，簽字在協定上。”爾后，周恩來鄭重地宣布，談判以4月 20日為限期，南京代表團是否愿意于協定上簽字，須于4月20日以前表明態度，4月20日為簽字日期，“我們只能約束到本月二十日為止，到那時還不能獲得協議簽字，那我們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

　　在這次正式會議上，張治中也作了較長的發言，發言說：“在我們代表團的立場來說，這個《國內和平協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們對它如果認為是完全對的，就答應簽字；認為不能簽字就不簽字。不是說還有商量，還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簽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后文件’是照這樣解釋的話，那么我們代表團同人現在就沒有再發表意見的理由，也沒有發表意見的必要了。當然，我們的政府正等待著我們代表團的報告，這次會議之后，我們還是繼續研究，準備把我們的意見報告政府，請示它作最后的決定，然后再來答復中共代表團。”張治中還說：“對于這一個問題，我不能再有話說下去，不過我想略為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或感想。我要再說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團的意思和感想。”

　　張治中看了一眼周恩來，繼續說下去：“中國有一句古話，也許恩來先生會覺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覺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個比方，國共兩黨之爭，好比兄弟之爭，同是中國人，同是一個民族，今天誰吃了虧，誰討了便宜不必太認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讓弟弟管，沒有關系，‘便宜不出外。’過去做哥哥的雖有錯誤，自己感到慚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夠擔當起來，把家當好，自己也實在感到光榮……做大哥的，不但對于弟弟的能干，能擔當重大責任，表示敬重高興，而且要格外幫助他，使他做好……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與感想，假使有不對的地方，希望恩來先生和諸位代表先生加以原諒”。

　　張治中發言時，周恩來耐心傾聽，聚精會神。周恩來和張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摯友。黃埔軍校初辦時，張治中就進了黃埔，后任黃埔第四期軍官團團長，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從那時開始就與他共事。二十多年來，周恩來對張治中為人公正、厚道，剛直不阿的性格和為國家民族而奮斗、為祖國的和平事業而奔走的精神，是熟知的、也是非常尊敬的。但即便如此，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周恩來不回避談出自己的意見。對張治中的發言以及“個人感想”，周恩來不能同意，他當場表明了態度。周恩來說：“剛才文白先生說的幾句話，我不能不辯白一下。就是對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說雙方的關系等于兄弟一樣，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么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的，我們很愿意接受。過去大家雖有不對，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過去國民黨20多年來，尤其最近兩年又九個半月的蔣介石的朝廷來說，這就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孫中山先生當年革命的時候，對清葉赫那拉氏進行的斗爭，就不是兄弟之爭；對袁世凱的討伐，就不是兄弟之爭；對曹、吳的聲討，就不是兄弟之爭。都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如果說是兄弟之爭，孫中山先生是不會同意的。對于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表示它的嚴肅性。說是兄弟之爭，如果把蔣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進去，就失掉了它的嚴肅性。孫中山先生過去領導的多次革命的失敗，這也是教訓之一，等到國共合作后，才補救過來了，但是以后蔣介石叛變了。我們今天愿意與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與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團結在一起；中國現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勞動人民，這是最廣大的基礎，其他如地主階級的開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資產階級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識分子，當然更可以合作。這是最廣大的合作，可以達到與全國人口90%的人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