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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醫存廢之爭中 南粵大地選擇堅守

　　如果問你知道《求醫不如求己》嗎,也許你會很藐視地說:“3歲小孩都知道啦!”

　　確實,一本一年再版20多次、銷量百萬的書,你想不知道都難。

　　但奇怪的是,一邊是《求醫不如求己》、《人體使用手冊》這樣的中醫保健類書籍在民間熱銷,一邊卻是學界對中醫是否科學、是存是廢的激烈爭論。自2006年開始,中南大學教授張功耀、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和生物化學博士、自由撰稿人方舟子等不斷抨擊“中醫是偽科學”,提議“廢除中醫”,在學界掀起狂瀾。

　　這是人們最熱衷于中醫的時代,卻也是中醫最接近衰亡的時代。從《黃帝內經》到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醫與中華民族一起成長。但時到近代,這個曾經自信也曾經自大、曾經開放也曾經封閉的民族開始懷疑自己,包括自己的醫學。

　　在中醫受辱挨罵的時候,有一片地方對她的熱情卻始終不減,這就是廣東。在這里,保健找中醫,有病看中醫,已成為一種再自然不過的生活習慣。進補分“春夏秋冬”,進食講“寒熱溫平”,濕滯熱氣找中醫把個脈,開劑藥；腰酸背痛做一下推拿針灸；頭痛腦熱就去拔拔火罐、刮刮痧……廣東省中醫院有傳統療法中心,門庭若市；老城荔灣,旨在恢復傳統中醫看病模式的“國醫館”,遍地開花,挺進大街小巷,不但吸引了眾多街坊,還招來港澳臺同胞及海外華僑。

　　單是兩家中藥老字號的故事,也足以讓你了解中醫在廣東的深厚傳統和旺盛的生命活力。

　　秦統一嶺南后,中原的中醫藥文化漸傳入嶺南。明、清兩代,嶺南名醫輩出,逐步形成有嶺南特色的中醫醫派。其中在1600年創立的“陳李濟”,就是中國最早的制藥企業之一,比北京同仁堂還早69年,比胡慶余堂早274年。清朝末期,全國形成了“北有同仁堂、東有胡慶余堂、南有陳李濟”的中醫藥文化格局。

　　據史書記載,同治皇帝偶患感冒,腹痛、吐瀉不止,御醫合議最終試服陳李濟出品的“追風蘇合丸”,馬上就令同治皇帝康復。同治大悅,遂欽賜“杏和堂”三字為封號,同時欽準“陳李濟”儲藏廣東三寶之一的“陳皮”(廣東三寶:陳皮、老姜、禾稈草)當作貢品長期向朝廷進貢。因此,在清朝同治年代,“陳李濟”又稱為“陳李濟杏和堂藥廠”,是全國響當當的“老字號”藥店。

　　在民主革命時期,與彭湃并稱“工家革命兩巨頭”的楊殷烈士就是“陳李濟”中李家女婿。他在大革命時期到陳李濟發動工人、組織工會,并把它作為大后方,領導了1927年的廣州起義。“陳李濟,神龍茶,發燒感冒有揸拿(揸拿:把握)!”一首陳李濟神龍茶的廣告歌謠,不僅老少皆知,更是當年廣州起義接頭的暗號之一。

　　在魯迅和梁啟超都貶斥中醫的20世紀初,中醫的生存危機刺激廣東老字號不斷改革、創新,研制出療效更好的中藥。1912年,國內第一次中西醫之爭開始,梁啟超和魯迅等都站在了質疑中醫的陣容中。“五四運動”后期,“罵中醫”也成了西化知識分子的“飯后運動”；其中,最有名的是魯迅那句話:“中醫不過是有意無意的騙子。”1929年,余云岫、褚民誼等人又以中醫無法證實自己的科學性而提出《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議案,欲廢止中醫,引起全國第二次大范圍的中西醫之爭。

　　面對西醫沖擊的壓力,廣州潘高壽的四子潘郁生在1929年苦心研究出“鎮店之寶”——“潘高壽川貝枇杷露”,成為廣州乃至全國家喻戶曉的止咳藥。

　　一個潘高壽反擊西藥的故事在今天看來別具深味。上世紀30年代初,德國某廠出品的“赫利西佛”的止咳藥也進入了中國市場。由于“潘高壽川貝枇杷露”療效好,銷量佳,“赫利西佛”在華南地區的代理商便不惜投入重金開展宣傳攻勢,煞費苦心地在報紙上刊登“穿背琵琶,焉能彈高調”的征聯啟事,矛頭直指“潘高壽川貝枇杷露”。面對挑戰,潘郁生也不甘示弱,在同一報紙刊登“黑脷史弗,那得有良心”(“脷”是粵語“舌頭”之意,“史弗”與粵語中的“屁股”相諧)。一時間,“洋西藥”的挑釁在坊間被傳為笑柄,反而令“潘高壽”更加深入人心。

　　新世紀里,中醫的地位已毋庸置疑；面對張功耀、何祚庥和方舟子等人發起的又一次中西醫之爭,令中醫學界德高望重的鄧鐵濤很生氣,他在2006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出賣祖宗的人,阻擋不了21世紀人類醫學發展的歷史潮流。張功耀這樣的博導多了,是國家的危險!”他把高叫廢除中醫的人比作“嗡嗡叫的蒼蠅”。　

　　90高齡的鄧鐵濤曾在1962年和1978年兩度被廣東省政府授予“廣東省名老中醫”稱號。在他看來,所謂“中醫是否科學”的爭論很無聊,因為這已經是個“畫上了句號的問題,2005年國家已經把中醫藥研究院改為中醫藥科學院”。

　　在中醫存廢之爭中,南粵大地選擇了堅守和支持。2003年在抗擊“非典”中,廣東最早推動中醫介入,病死率最低,后遺癥最少,受到世界衛生組織高度評價。

　　2006年初,廣東省委、省政府在全國率先決定建設中醫藥強省。至今基本實現了中醫藥強省建設“三年初見成效”的預期目標。建成了20所中醫名院、20個中醫名科、40個基層中醫藥特色示范單位。84名全國第三批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人出師,數量居全國第一。

　　中醫學博士、中藥學博士后張永濤對于中醫之所以受到沖擊分析說:“中西醫之爭,爭論的焦點集中在科學性上。中醫雖然有一整套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豐富的預防疾病經驗,但始終無法用現代科學的語言詮釋清楚。而現在,中醫界也越來越不了解真正的中醫文化。氣·元論(太極圖式)和陰陽五行學,可以說是中醫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的根源,但是,現在有幾個人能夠真正理解,能夠說清楚?”

　　確實,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沖擊與漠視中,中醫已經大傷元氣。維護中醫者認為,方舟子等人是把中醫中的庸醫當成了中醫的全部,但是,熱愛中醫的人也在擔憂真正的中醫已死。曾注釋《黃帝內經》的學者劉明武說,“在今天的中醫大學里,講不了《黃帝內經》,已經成了普遍現象。試問,世界上有講不了《圣經》的神學院嗎?有講不了佛經的佛學院嗎?有不講經典力學、相對論的物理學院嗎?”所以,中醫“受指責,實屬正常”。

　　也許原因有很多,對策不計其數,爭論將無盡無窮,但只要有普通百姓和中醫學者對中醫不滅的熱情,有陳李濟和潘高壽這樣的中醫藥企業執著的求索,總會有那樣一天,中醫藥終于能夠反擊西醫的傲慢,傳承祖先好的,為后代創造更好的,真正地證明自身而不是“一肚子理說不出來”。

　　◥解碼中醫“老字號”

　　【首創蠟殼工藝】

　　陳李濟首創蠟殼藥丸制作工藝是中藥制劑的一大創舉。《廣州城坊志》記載:“雙門底陳李濟蠟丸藥肆,肇自國初。”

　　嶺南天氣潮濕,多數中藥材含有糖、淀粉、揮發物等成分,極易吸潮、霉變或招惹蟲蛀。于是,陳李濟人用蜂蠟與木蠟等材料混合治成蠟殼,割成半球形,然后將藥丸裹在其中,再用蠟密封,令其中的藥丸久存而不變質。抗戰期間,陳李濟附近的一口井中曾撈上來許多十幾年前的“蠟殼大蜜丸”,里面的藥丸竟絲毫無損,制作之精令人嘆為觀止。

　　【百年陳皮勝黃金】

　　廣東有三寶:陳皮、老姜、禾桿草,其中更有“百年陳皮勝黃金”的說法。陳李濟的的百年窖藏陳皮則是陳皮中的上品。

　　幾百年前,每逢廣東新會冬柑上市,陳李濟藥廠都會派人大量收購冬柑皮,加工曬干后用草席袋包好,每袋標明年份,放入木樓結構的柑皮倉庫。巧的是,柑皮倉庫正好位于煮湯爐灶的上方。樓下制藥煮糖時,煮沸的蜜糖香味上升,樓上的柑皮受蜜糖蒸氣長期熏染,果皮變成黑色,內肉變為深茶色,香氣持久,久煮不爛,對祛風化痰有絕佳效果。此后,陳李濟就將這個偶然發現的陳皮制作工藝傳承下來了。

　　【治療咳嗽的鼻祖】

　　100年前,嶺南氣候炎熱多雨,乍暖乍寒,人們容易患傷風咳嗽,而市面銷售的枇杷露多是獨味單方,治咳療效不顯著。潘高壽的四子潘郁生研制出“潘高壽川貝枇杷露”,用川貝母、桔梗與枇杷葉一起熬煉,并在藥液中加入香料和糖漿,將湯劑改為糖漿劑,治療咳嗽的效果顯著,膾炙人口。“潘高壽川貝枇杷露”不僅成為“潘高壽”的“鎮店之寶”,也被中醫界稱為我國治療咳嗽藥物的鼻祖。

　　◥歷史鉤沉

　　四次中醫存廢之爭

　　第一次中西醫之爭出現在1912年,也就是近代史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當時,梁啟超和魯迅等都站在了質疑中醫的陣容中。“五四運動”后期,“罵中醫”也成了西化知識分子的“飯后運動”；其中,最有名的是魯迅那句話:“中醫不過是有意無意的騙子。”

　　有意思的是,梁啟超在1926年被西醫誤診而錯摘腎臟,成為中醫反擊西醫的有利“武器”。徐志摩為此在《我們病了怎么辦》的文章中調侃西醫所謂的“科學精神”原來是“拿病人當標本看”。魯迅則立即發表言辭尖銳的《馬上日記》反擊徐志摩等人:“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后,責難之聲就風起云涌了,連對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

　　1929年,余云岫、褚民誼等人又以中醫無法證實自己的科學性而提出《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議案,欲廢止中醫,引起全國第二次大范圍的中西醫之爭。最終,國民政府迫于“全國中醫藥聯盟”200多名代表請愿的壓力,撤銷一切禁錮中醫法令。中醫界也將3月17日定為“中國國醫節”。

　　建國初期,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中,提出“改造舊醫實施步驟”的草案,再次希望將中醫“墮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不過,黨中央及時發現“團結中西醫”政策被錯誤執行,立即糾正了各級領導和醫務工作者對中醫的偏見。

　　在“文革”期間,中醫被當成“四舊”,再一次遭到嚴重打擊,“文革”后才重新獲得發展空間。1982年頒布的《憲法》第二十一條,還特別注明“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給予中醫和西醫同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