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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生前擬付郵寄往上海的一封感謝信和贈送收信人的一只女式小錢包，在相隔漫長的整整14年之后，終于安妥地送達收信人之手。這不啻是一個張愛玲式的“傳奇”，令人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卻又那么真實，那么溫馨，不僅深深感動了收信人，也提醒我們對張愛玲晚年生活和心境有全面認識的必要。

　　1 事情的經過需回溯到去年12月20日。我意外地接到一個電話。一位陌生的劉曉云女士向我詳細通報內地不斷發生的虐貓事件(因為我是“愛貓族”，編選過《貓啊，貓》一書)，建議我給予必要的關注。通話結束前，她順便提到了十六年前的一件往事。張愛玲把她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對照記》委托臺北皇冠出版社編輯方麗婉女士寄贈我時，也寄贈了她一冊。換言之，當時內地收到張愛玲贈書的并非我一人，而是她與我。

　　我的已經有點模糊的記憶一下子被激活了。她的話使我想起了當年與張愛玲姑夫李開弟先生(1902—1997)在一起時，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過他的這位愛讀張愛玲的“小朋友”。查我1995年9月9日在張愛玲逝世后所作的《天才的起步———略談張愛玲的處女作〈不幸的她〉》“附記”，我收到張愛玲贈書是在1995年春節前夕，是大年初一的1月31日。由此可以推斷，張愛玲傳真方麗婉女士囑寄贈書給我，當在1995年1月初前后，劉女士收到贈書應該也在同一時間。這個時間很重要，下面還會提到。

　　如果說劉女士這次與我聯系純屬平常，那么接下來的戲劇性進展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了。今年1月14日下午，我乘到香港參加會議之便，由馬家輝先生引介，專誠拜訪宋淇先生公子宋以朗先生，有幸瀏覽了他保存和整理的豐富而又珍貴的張愛玲資料，包括各種中英文手稿、信札、剪報和相關證件等等。最后，以朗先生又向我們出示三小包東西，說這三件張愛玲遺物他不知該如何處理。

　　這是三個相同的長方形厚牛皮紙信封，里面各有一通張愛玲親筆信和一只小錢包。第一封信致“KD”，即已經去世的張愛玲姑父李開弟先生；第二封信致“斌”，其人待考；第三封信致“曉云小姐”。當我閱畢第三封信，大吃一驚，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曉云小姐”不就是劉曉云女士嗎？

　　張愛玲致“曉云小姐”的這封信寫在一款“MADE IN U.S.A”的對折花卉賀卡上，賀卡大小尺寸為12.2×18.4cm，封面為粉紅底色上印著一朵含苞怒放的白百合花。張愛玲在打開后的右邊題詞頁上用黑色水筆豎寫著：

　　曉云小姐，

　　為了我出書的事讓您幫了我姑父許多忙，真感謝。近年來苦于精力不濟，贈書給友人都是托出版社代寄，沒寫上下款，連這點謝忱都沒表達，更覺耿耿于心。這小錢包希望能用。祝 前途似錦 張愛玲

　　信中所說的“小錢包”為奶青色，白鱔皮質地，大小尺寸為10.6×7.4cm，也是對折，打開之后，左為證件夾，右為大小兩格的錢夾，大錢夾內里縫有印著“MADE IN KOREA ”字樣的黑綢標簽。這賀卡，這女式小錢包，大概都是張愛玲在她最后四年居住的洛杉磯Rochester Ave.公寓附近超市選購的吧？從中或可看出張愛玲挑選這類小物件的品位。

　　2 有必要對張愛玲這封寫給“曉云小姐”的信略作考釋，以確定“曉云小姐”就是劉曉云女士。這個工作并不困難，此信首句就證實了“曉云小姐”與劉女士確為同一人。李開弟先生是中國九三學社社員，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劉女士在九三學社任職，隨九三學社有關負責人拜訪老社員時結識了李先生，當時張愛玲姑姑張茂淵女士也健在。劉女士后來就常去探望，陪兩位老人聊天。她原先擔任編輯工作，經作家王安憶推薦，已經讀過張愛玲的《傳奇》，印象深刻，但她開始并不知道這對和藹可親的老夫婦與張愛玲的密切關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期，李開弟先生擔任張愛玲著作在內地的版權代理人，《張愛玲散文全編》(1992年7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初版)和《張愛玲文集》(四卷本，1992年7月安徽文藝出版社初版)等都是李先生授權出版的。在此過程中，劉女士協助李先生做了不少事務性的工作，包括陪同李先生去請教資深法律專家等等。這就是張愛玲信中所說的“為了我出書的事讓你幫了我姑父許多忙”的由來。

　　記得約1994年11、12月間，我拜訪李先生，李先生主動說：我正要給張愛玲寫信，你研究張愛玲，對張愛玲有什么問題和要求，我可以轉達。我就斗膽提出希望得到她的新著簽名本留念，因我得知她的《對照記》半年前剛由臺北皇冠出版社出版。我知道張愛玲對我不斷發掘她早期佚作開始是有看法的，是不以為然的，為此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委婉地表示過我的不同意見。我也注意到張愛玲的態度后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但一時找不到直接的證據。這次以朗先生提供給我的《愛憎表》首頁，張愛玲第一句就說：“我近年來寫作太少，物以稀為貴，就有熱心人發掘出我中學時代一些見不得人的少作，陸續發表，我看了啼笑皆非。”“熱心人”的提法終于證實了我的推測。而在當時，我之所以提出這個不情之請，其實是受到了李先生的鼓勵。一定是李先生在致張愛玲信中除了轉達我的請求，也代劉女士向張愛玲索書，并向張愛玲介紹了劉女士，所以張愛玲才會在此信中除了向劉女士表示感謝，同時解釋了她為什么無法贈送《對照記》簽名本的原因。

　　3 張愛玲此信未署寫信日期，從劉女士1995年1月間收到《對照記》贈書(與我同時收到)的時間推算，此信寫于1995年1、2月間的可能性極大。當時張愛玲除了與皇冠出版社、與李開弟先生和極少數幾位友人有斷斷續續的通信往來外，幾乎已與外界隔絕。張愛玲致莊信正先生最后一封信寫于1994年10月5日(據莊信正著《張愛玲來信箋注》，2008年3月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初版)，致夏志清先生最后一封信寫于1995年5月5日(據夏志清作《超人才華，絕世凄涼》，載1996年3月臺北皇冠出版社初版《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致已故林式同先生最后一封信寫于1995年5月17日(據林式同作《有緣得識張愛玲》，出處同上)。因此我敢斷定，張愛玲致劉女士這封信和同時所寫的致李開弟先生和致“斌”的信是她生前最后的“書信演出”之一，是她生前與上海親友最后的書信因緣。

　　事實上分別裝有這三封信和小錢包的厚牛皮紙信封當時均已用訂書釘封口，但信封上均未開列收信人姓名和地址，當然也未能付郵。這原因應該是不難理解的。張愛玲在世的最后幾年體弱多病，她“苦于精力不濟”，平時已很少外出，此時更少外出，或者她被別的什么事耽擱了，以至她直到六七個月后謝世也未能如愿寄出這三封信和禮物。

　　4 世事難料，仿佛冥冥之中上蒼自有安排。如果劉女士去年12月20日不給我來電，如果我1月10日不去拜訪以朗先生，如果以朗先生不出示張愛玲未能付郵的這三封信，那么，致“曉云小姐”這封信收信人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也就不會浮出歷史地表，這個感傷動人的故事也就不會有如此圓滿的結局了。

　　受以朗先生委托，我攜此信和女式小錢包返滬，在春節過后的2月10日，把它們連同留有張愛玲手澤的厚牛皮紙信封一起妥善交到劉曉云女士手中。她萬萬沒想到張愛玲在14年前給她寫過信，而她在整整14年之后竟然還能收到這封信！劉女士激動得熱淚盈眶，久久說不出話來。她感謝張愛玲，也感謝李開弟先生，在次日給我的信中表示：“收到愛玲女士遺贈墨寶，內心震動，感慨萬千，無以言表，眼眶一直潮濕。以愛玲女士之高貴、之才華、之隆譽誰人能比肩？然她對一素不相識普通人之用心又誰能如此？”

　　正如劉女士所說，對張愛玲而言，這封信是寫給一位“素不相識普通人”的，這在張愛玲一生中恐怕是很少見的，在她后期生涯中更是絕無僅有的。但從信中流露的親和，從她挑選的小禮物，自可真切地感受到張愛玲溫柔敦厚、富于人情味的一面，感受到張愛玲出自內心的謝忱和祝愿。不知為什么，我想起了張愛玲70年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所任職時，收到同事關心她身體而為她配制的草藥后，以CHANEL NO.5香水回贈這件事(詳見陳少聰作《與張愛玲擦肩而過》，載2006年3月山東畫報出版社初版《記憶張愛玲》)，也許這樣的聯想有點不倫不類。不管怎樣，劉曉云女士是幸運的，她終于收到了張愛玲這封彌足珍貴的遺札！有論者認為張愛玲的后期書信“無法讓人不將之視為她的另一種創作”(引自蘇偉貞作《信還魂》)，我深以為然。也因此，我看重張愛玲此信的意義。

　　我為能在張愛玲寫下此信14年之后參與送達，終于完成張愛玲未了的遺愿而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