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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繼《小姨多鶴》之后， 嚴歌苓推出最新力作《寄居者》，她將目光對準了1942年的上海。這部號稱“上海版辛德勒名單”的長篇小說，以愛情故事為核心、表現抗戰年代的小人物命運，是繼《少女小漁》、《天浴》、《金陵十三釵》之后又一部即將搬上大銀幕的作品。新書面市前夕，嚴歌苓接受了記者的專訪，講述這部備受關注新作的臺前幕后的故事。

　　“聽”來的小說

　　最近幾年來嚴歌苓出版小說的速度非常之快，幾乎是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書。《寄居者》描寫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還出現了“報業大亨”杰克布·艾德勒這個角色，非常出彩。嚴歌苓表示：“我的小說故事都是聽來的。”

　　嚴歌苓說：“《寄居者》這個故事的原型來自柏林墻。1993年，我和我先生去柏林旅游時，參觀了柏林墻。許多人的故事都寫在柏林墻的一個展覽館里。有一個故事簡直就像一篇小說，說的是一個小伙子跟一個女孩子在東柏林訂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愛著他的未婚妻，在幾年后還無法忘記她。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他在歐洲見到一個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帶到東柏林，偷了她的護照，讓他的未婚妻假冒那個歐洲女孩，用歐洲女孩的護照過了關。1999年，我跟陳沖對猶太難民在二戰期間被上海接納的事件非常感興趣，1937年，納粹開始迫害、驅趕猶太人的時候，全世界都不接納猶太人，上海是唯一對他們敞開的海港，先后接納了3萬多猶太人。”

　　對話嚴歌苓：

　　張愛玲偉大在于她把上海寫成她的

　　嚴歌苓：海外最有影響力的華人作家之一。從軍15年后赴美留學。現定居美國，為好萊塢專業編劇。著力創作中國移民生活和命運的小說，在海外華人中影響很大，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也屢獲大獎。

　　廣州日報：您覺得，這部作品中“新的東西”體現在哪里？

　　嚴歌苓：就是對于寄居這種生存狀態的探索。我曾經在《扶桑》和其他移民故事里有過這方面的探索，但不像這一次這樣集中、直接。并且遠遠不局限于華人的寄居狀態，而是從華人本身的寄居狀態探索其他種族的寄居狀態。在這樣的探索中，展示出猶太和中華兩個種族因為多災多難而遷居最多，卻是最難跟寄居國同化的。而奇怪的是，在宋朝來到中國的一千多個猶太人最后同化到中國人里了，連影子也沒有了。

　　廣州日報：經常會有人把你和其他女作家作比較，《寄居者》將鏡頭轉向上海，更讓人忍不住聯想到張愛玲，您覺得您會成為下一個張愛玲嗎？

　　嚴歌苓：張愛玲只會有一個。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較臟、臭，比較像地獄，特別是在我寫的那個時期，尤其是宏觀地看她。以后我還會寫上海，那也還是我的上海，而不是張愛玲的。張愛玲偉大就是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納把他的小鎮寫成了福克納的，馬爾克斯把他的小城寫成了馬爾克斯的。我怎么可能和張愛玲像呢？我的經歷是前半生戎馬，后半生寄居海外各國。特別是少年到青年時代，軍隊生活給我的烙印最深，那是人生在形成世界觀的時候。

　　廣州日報：對您而言，什么樣的小說最難寫？

　　嚴歌苓：對我來說，都市小說最難寫。都市白領的生活我寫不了，首先得承認，我沒有認真做過研究，不像我做其他研究那樣，一做好幾年。所以我不了解他們。

　　抗戰期間的上海小人物們開始一串連環套式的命運救助故事。結局令人扼腕。

　　(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