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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讀者真正感興趣的，是長跑和寫作究竟有何關聯；以及那些類似“離題”的自傳性細節。

　　南都周刊編輯：闞牧野 文 | btr

　　雷蒙德·卡佛是村上春樹最推崇的作家：“卡佛是我最有價值的老師和最偉大的文學同道，我翻譯了他所有的作品。”他向卡佛學習音樂般的文字節奏和含蓄而富于張力的敘事風格，甚至他最新的隨筆集書名，也取材于卡佛的名篇《當我談愛情時我談些什么》。

　　《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要不是“村上春樹”這個已然成為暢銷文學品牌的名字，這本“類似‘回想錄’的東西”或許會出現在體育或健身類書架上亦未可知。除了用書名向雷蒙德·卡佛致敬之外，除了大量有關跑步的細節——日復一日的練習、參加馬拉松比賽前的準備、馬拉松比賽時的體驗、甚至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帶來的近乎宗教般的感受——村上君還談論了一些什么呢？讀完這本兩百頁絮絮叨叨的小書后，相信讀者自有結論。

　　長跑vs寫作：異曲同工

　　對小說家來說，最為重要的資質是什么？村上君的答案是：才華、集中力和耐力。“倘若毫無文學才華，無論何等熱心與努力，恐怕也成不了小說家。說是必要的資質，毋寧說是前提條件。”如若才華是天賦，那么“值得慶幸的是，集中力和耐力與才能不同，可以通過訓練于后天獲得，可以不斷提升其資質。”

　　村上君由此清晰明了地道出了長跑和寫作間的異曲同工：“每天不間斷地寫作，集中意識去寫作，這些非做不可——將這樣的信息持續不斷地傳遞給身體系統，讓它牢牢地記住，再悄悄移動刻度，一點一點將極限值向上提升，注意不讓身體發覺。這跟每天堅持慢跑，強化肌肉，逐步打造出跑者的體型，乃是異曲同工。”

　　村上春樹這些苦修式的觀點并無任何新鮮之處，要說這本回想錄式的散文有什么地方吸引人的話，那就是村上君透露的那些自傳性細節了——從最初放下開酒吧的夢想投身寫作；到在劍橋的查爾斯河邊信步慢跑，以及后來參加鐵人三項比賽的過程，都能讓熱愛村上的書迷們過上一把“八卦”之癮。

　　其中猶以重復利用的兩篇雜志文章最為有趣。第一篇講述的是1983年7月，村上將原始的馬拉松路線——馬拉松至雅典——逆向跑上一趟的經歷。“三條狗、十一只貓，便是這一天在馬拉松大道沿線所見的可憐地丟掉性命的動物。”而到達馬拉松村口的終點時，村上又寫道：“我覺得作為終點，它的現身過于突兀。望見終點總是令人高興的事兒，可是它那般突兀，又讓人莫名其妙地生氣。”——趣致的行文令人恍然覺得置身于村上的小說世界中。

　　在另一篇講述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跑的雜志文章里，村上描述了通過七十五公里的關卡之后，那種“脫落”的感覺：“跑到最后時，不僅是肉體的苦痛，甚至連自己是誰、此刻在干些什么之類，都已從腦海中消失殆盡??仿佛先有了行為，然后附帶性地才有了我的存在。我跑，故我在。”

　　“離題”的閃光點

　　《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由一段段“拉家常”般的片斷式話語組成，不少內容前后反復，讀來深感絮叨乏味。村上君在后記中表明了寫作此書的意圖：“是想以‘跑步’為媒介，對自己作為一個小說家，同時又是一個‘比比皆是的人’，是如何度過這約莫四分之一世紀的，動手進行一番整理。”若以此為標準，這本小書無疑并不成功。這或許因為長跑與寫作間的關系太過直接明顯，即使從隱喻的層面看同樣如此；而那些“即使算不上哲學，也含有一些類似經驗法則的東西”又是老生常談、陳詞濫調。村上的小說里那種微妙的、超現實的、莫可名狀的、閃爍著靈感火花的東西在這本小書里全無影蹤。惟有，在偶爾離題的段落，《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才有些許閃光之處。

　　如論及“寫小說乃是不健康的營生”時，村上首先表示贊同。但他也指出，“藝術家=不健康、頹廢者”的公式并不成立。在村上看來，寫小說時，藏身于人性中的毒素一般的東西，會不由分說地滲出來；而“作家或多或少都須與這毒素正面交鋒”，因此“如若希望將寫小說作為一種職業持之以恒，我們必須打造出一個能與這種危險(某些時候還是致命)的毒素對抗的免疫體系。”——以“基礎體力”對抗“文學憔悴”，以長跑對抗毒素，既是對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之詮釋，也是頗有新意的觀點。

　　又如談及用外語演講反而更覺輕松的段落，顯現了村上作為小說家對于語言的自覺。他說假如使用日語作一場完整的發言，會感覺“自己仿佛被詞語的大海吞噬，其中有著無限的選擇、無限的可能”；而使用外語去組構發言稿時，“語言賦予我的選擇范圍必是有限”，就反而變得輕松了。

　　在一些完全離題的段落，村上還透露了一些生活細節。比如，他從十五歲到現在，購買了數目龐大的黑膠密紋唱片，他引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話“炫耀”道：“世上將馬廄改造成車庫的人多如牛毛，而將車庫改造成馬廄的，恐怕只有我。”

　　如此種種，如可口甜食，令正餐乏味的村上料理不至令人太過失望：畢竟這只是一本隨便翻翻的小書，令人期待的還是傳說中正在創作的那本大部頭小說。

　　翻譯的“糾結”

　　或許村上春樹不會想到，中國讀者會談論那么多關于翻譯的事。林少華一直是村上春樹大陸簡體版的譯者，事實上，關于他和中文繁體版譯者賴明珠譯風的比較也從未停歇。爭論的焦點，常常在于村上口語化的文風如何在中文里尋到對應的尺度。而此番南海出版公司獲得版權后，更破天荒進行了競譯，出版社最后選用了曾旅居日本18年的上海學者施小煒的譯本，一時間“村上新作換手，譯者互不買賬”的新聞見諸報端，不亦熱鬧。

　　在翻譯水平日下的年代，這樣的爭論是好事。若同一作品能有不同譯本，更有利于翻譯文學的發展。只是后來的譯者必須直面讀者心里那“某種類似‘習慣’的東西”，才能翻出更有說服力的譯本。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除卻翻譯之外，村上春樹在這本小書中使用的語言實在無法令人滿意，尤其是類似“某種類似……的東西”的東西出現得如此頻繁，讓人懷疑這位著名小說家究竟是無力選用一個準確的詞語，還是在“近似藝術”的道路上走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