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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嚴復到胡適

　　歐洲對達爾文的拒斥，源于歐洲宗教的“上帝造物”學說，上帝及其所造物與人是神圣的，《物種起源》則打破了“造物”的神圣性。中國人能夠容易地接受達爾文，因為中國的思想體系里不存在“造物”概念，儒家不講宇宙論，敬神鬼而遠之，道家宣揚萬物平等、莊生化蝶等思想，導致李鴻章認為《物種起源》“宏旨若中國老子”。真正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的，不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而是嚴復的《天演論》，時間是1895年。

　　不久，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京津，出身海軍的嚴復投書天津《直報》，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文章。在《原強》中，嚴復開篇就說：“達爾文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瀛寰，凡殊品詭質之草木禽魚，窮精眇慮，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其書之二篇為尤著??其一篇曰物競，又其一曰天擇。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

　　這篇文章里，出現了此后一百年間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詞匯，“物競天擇”。國難當頭時，嚴復開始翻譯《天演論》。《天演論》的原本為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1893年發表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赫胥黎堅定地維護生物達爾文主義、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本書的后半部分——“倫理學”所講述的，就是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界，不適用進化競爭的規則。因應“國難”，嚴復只翻譯了《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前半部分，斷然把后半部分刪掉，代之以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斯賓塞。

　　達爾文在中國的誤讀由此開始。《天演論》出版之后，立刻風靡中國知識界。第二年，梁啟超在上海讀到《天演論》，他在“物競天擇”的基礎上，闡發出了“適者生存”的概念，進而發表了一系列宣揚社會進化論的文章，比如《新民說》、《新史學》，影響了未來中國的走向。這其中最振聾發聵的，要數《新民說》，高聲宣講“進化者天地之公例也。”后來，梁啟超如此總結自己對達爾文的認識，“達爾文養鴿蒔果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結果不過貽吾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個大字而已。然試思十九世紀學界中，若少卻此八個大字，則其情狀為何如者？”

　　當時有一個小孩叫胡洪梓，十多年后，這個孩子改名為胡適，名字取自“適者生存”。當時還有一個孩子叫毛澤東，他也信奉梁啟超的理論，和同學蔡和森成立了一個青年組織，名字叫“新民學會”。

    從康有為到陳獨秀

　　《天演論》在中國掀起驚濤駭浪，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則命運多舛。1901年，馬君武開始翻譯《物種起源》，至1919年翻譯完畢，當時時值中國的五四運動期間，1920年馬君武的譯本《達爾文物種原始》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馬君武持續近二十年翻譯此書的目的，說起來很好玩，也很尷尬，在譯本“序言”中，馬君武寫道：“此書為全世界文明國所盡翻譯，吾國今既不能不為文明國，為國家體面之故，亦不可無此書譯本。”

　　在《物種起源》受“冷落”的同時，另外一些外國著作被翻譯進中國。1901年，楊蔭杭翻譯了日本明治維新領袖加藤弘之的《物競論》，該書原名《強者的權利競爭》，否定了美國的“天賦人權”觀，聲稱“優勝劣敗是永世不易的自然規律”，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另外一個日本人有賀長雄的《人群進化論》、《社會進化論》也被翻譯進中國，并直接影響了一大批中國學者，以至于當馬克思的社會進化理論進入中國的時候，能夠很順利地被李大釗等人接受。

　　達爾文的進化論到中國，經過誤讀與蛻變，真正產生影響的卻是社會進化論。首先從中吸取影響的是康有為，他將社會進化論與中國儒家學說結合起來，宣稱孔子“為進化之道，而與時升進，以應時宜”。康有為的《大同書》，塑造了一個未來烏托邦世界，沒有國家，沒有貧富，世界各種族平等相處??1917年，年輕的毛澤東在給友人黎錦熙的信里寫道：“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康有為虛構的大同世界，影響著毛澤東一生。

　　康有為的社會進化論思想，依舊屬于漸進型，而在湖南人譚嗣同那里，漸進已經不足以改變中國的面貌，他提出“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維新運動失敗，吳樾、鄒容等進而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提倡激進革命和暗殺。到了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則提出了革命與獸性的關系：“進化論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動物的感覺之繼續??強大之族，人性獸性同時發展。其他或僅保獸性，或獨尊人性，而獸性全失，是皆墮落衰弱之民也。”“法蘭西流血數十載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師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