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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音樂背后的非音樂主張

　　文/唐若甫

　　有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奧地利，有些人知道；維也納，很多人知道；施特勞斯，大家都知道。施特勞斯家族的19世紀流行音樂，拜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所賜，風靡21世紀，魅力依舊不減當年。當全世界都在紀念卡拉揚、伯恩斯坦與海頓之時，施特勞斯的音樂和他們的頂尖詮釋者們卻長久地駐扎在維也納，這座曾經的世界音樂之都，在刺猬大街的故居和貝森朵夫大街的音樂之友協會大廳余音繚繞。

　　正如頂尖的施特勞斯家族音樂權威馬塞爾·普拉維教授曾經指出，薩爾茨堡的音樂屬于全人類，而施特勞斯的音樂是思鄉的、懷舊的、藍色的、宿命的。

　　顫弓后的人性關懷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使華爾茲成了世界的舞蹈。當馬澤爾在1996年的音樂會加演曲目《藍色的多瑙河》小提琴演奏的A大調主和弦顫弓下冷不防地說出中文“新年好”的時候，不管說得有多別扭，施特勞斯想必對華人世界來說又多了一層含義。當出生于沈陽、一直把中國當作故土的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在2002年的新年音樂會上，示意全體樂師用自己國家的語言問候新年好，偏偏把日語留給了樂隊長，而自己則意味深長吐出了中文“新年好”祝福的時候，應該很多電視機前的中國觀眾都想跳上臺去與他共舞。

　　大多數指揮家都將小提琴顫弓后的致辭當作宣布自己“施政綱領”的大好時機，但絕不會像奧斯卡頒獎晚會那樣成為領獎者泄私憤圖報復的政治宣言。2001年恰逢歐元正式啟動。除了來自圣雷莫的鮮花，新年音樂會舞臺上方掛著碩大的歐元標志，給人以歐洲一家親的感覺。而2005年的音樂會更具普世意義，發生于2004年12月的東南亞海嘯令音樂會蒙上了一層陰影。那年的指揮家馬澤爾決定取消加演的最后一首——喜氣洋洋的《拉德茨基進行曲》。此外，音樂會門票收入和馬澤爾自掏腰包的十多萬歐元一并捐贈給災區。該樂團也正式掛牌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親善大使，并在網站自豪地放上了WHO標志。

　　雖然施特勞斯家族音樂的藝術質量參次不齊，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形式主義也總大于文化意義，但通過電視機和廣播，千家萬戶能夠看到聽到賞心悅目的音樂與芭蕾表演、奧地利的自然美景，以及樂團和歷任指揮家傳達出的強烈的人文關懷，使得音樂會成為了普羅大眾最佳新年禮物。

　　2009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同樣如此。首次踏上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指揮臺的指揮家兼鋼琴家丹尼爾·巴倫伯伊姆破天荒地第一次在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安插了海頓的《告別交響曲》末樂章，并在樂師們競相離開舞臺后獨自指揮著二提首席，上演了一出告別大典。這也是紀念2009年的海頓逝世200周年。雖然巴倫伯伊姆的演技和搞笑本領不及洛林·馬澤爾，風度不及里卡多·穆蒂，表情不及小澤征爾，但他在《藍色多瑙河》A大調主和弦顫弓后的發言發人深省，并立即將施特勞斯的圓舞曲提高到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高度。他非常簡單地說道：“愿2009年能給世界帶來和平，給中東帶來公平。”

　　巴倫伯伊姆的音樂救世

　　其實在指揮音樂會之前一天，巴倫伯伊姆已經和維也納愛樂樂團聯合起草了一份公開信，叫做《新年與加沙地帶三大愿望》。信中提到了指揮家的一些非音樂方面的主張。首先是以色列政府應該意識到并且相信武力并不是解決中東問題的方案。其次是哈馬斯的利益不能以武力達成。第三是全世界都應該意識到中東問題是特殊問題，要特殊對待。

　　音樂救世，至少這是巴倫伯伊姆的想法。這位阿根廷出生，以色列長大、手持西班牙外交護照的66歲的鋼琴家、指揮家、演說家兼作家，近年來以他的政治活動而不是音樂演出博得報紙媒體頭條的關注。他抨擊以色列前總理的中東和平政策，嘲笑奧斯陸進程，拒絕身著以色列軍服的女電臺記者采訪，炮轟哈馬斯的單邊政策，捍衛柏林歌劇界中猶太人的地位。他冒著巴勒斯坦人的槍林彈雨和以色列人的冷嘲熱諷前往西岸城市拉馬拉和加沙地帶講學，創辦音樂幼兒園和學校，指揮演出，也頂著被驅逐出境和大屠殺幸存者群起反抗的壓力，在以色列指揮禁演的瓦格納音樂。

　　他與愛德華·薩義德合辦的西東合集樂團成了一個音樂家政治觀登峰造極的產物，一個烏托邦社會——在那里，來自兩個敵對民族的年輕人們學會互相傾聽、理解與共存。指揮家與妻子數年前在耶路撒冷的露天酒吧喝咖啡時被飛來的色拉砸中。然而可悲的是，他不知道扔色拉究竟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

　　音樂家們幻想音樂救世，如同文人期望知識救國一樣，屬于純真美好的夢想，或是一己之愿。瓦格納希望他的音樂能與政治聯姻，成為捍衛和拯救德國文化的巨人，將拜羅伊特設定為日爾曼文化的制高點。他的雄謀遠略在逝世后半個多世紀，卻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得以實現。

　　政治性誕生

　　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新年音樂會之于約翰·施特勞斯家族的圓舞曲，就好比華爾街之于國際金融界。這一蘊含著百萬商機的活動每年從奧地利的首都向全球各地70余家電視臺和超過200家廣播電臺轉播，之后還發行成激光唱片、DVD，并以各種可以聆聽的格式循環再生。通常全球的觀賞聆聽者都將新年音樂會作為迎接新的一年的悅耳動聽的輕松古典樂享受，作為皆大歡喜的新年的開端。

　　這也正是維也納愛樂樂團(或者說是大多數奧地利人)希望他們的新年音樂會所傳達的形象。然而新年音樂會的起源也許并不那么光彩，也不能逃脫政治的干系。首屆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舉辦于1939年，那也是德國并吞并奧地利(Anschluss)的第二年。正是在1939年，黨衛軍沖到施特勞斯家族抄家，從小約翰·施特勞斯的猶太裔繼女愛麗絲·梅冊納(Alice Meyszner)手中沒收了大量該家族的財產，諸如手稿、繪畫、書信和樂譜等。納粹粗暴地對待當時在世的輕音樂作曲家，將一大批人或是流放，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埃默里希·卡爾曼(Emmerich Kálmán)和奧斯卡·施特勞斯(Oscar Straus)；或是送入集中營，諸如萊哈爾的輕歌劇《微笑之地》的腳本作者弗里茨·羅納-貝達(Fritz L·hner-Beda)，還有《風流寡婦》中達尼羅的首位演唱者路易斯·特勞曼(Louis Treumann)。此外，納粹在那年還將奧地利音樂和輕歌劇中出現的“爵士風格”視為“墮落的音樂”，與此同時卻高舉由施特勞斯家族創作的波爾卡、華爾茲、加洛普和進行曲的大旗，譽其為“高貴的雅利安音樂”“必將把世界從之前的淪喪中拯救出來”。

　　因此在維也納舉辦由施特勞斯家族音樂組成的新年音樂會便是一個強有力的信號，當然也帶有強烈的政治主張，顯然也得到了當時所有人的理解和熱烈歡迎。

　　音樂之外的理想與現實

　　如果當今有一位在世的指揮家能夠了解并直面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政治背景和納粹歷史的話，那非丹尼爾·巴倫伯伊姆莫屬，因為他是所有藝術家中對中東問題和猶太問題最為直言不諱和觀點犀利的。邀請他指揮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70周年盛典，自然也是維也納愛樂樂團“擺脫歷史枷鎖，徹底劃清與過去界限”的最佳時刻。

　　當然，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并不盡然是施特勞斯家族的音樂。近幾年來，以卡洛斯·克萊伯為首的一批指揮家將許多其他維也納作曲家的優秀作品在元旦當天介紹給聽眾。因此很多人期待的在2009年的新年音樂會，一方面能夠以一種既能突出新年的喜慶成分，另一方面又能直面這一音樂會陰暗歷史的方式，上演一些音樂作品，紀念這一施特勞斯家族音樂會的70周年。

　　遺憾的是，如上設想未能在今年的新年音樂會中實現。巴倫伯伊姆最為明顯的政治主張來自于《東方童話圓舞曲》(M=rchen aus dem Orient)，作為對中東問題以及自己組建的西東合集樂團的直接呼應。但那便是全部。所有其他遭到納粹和時局迫害的華爾茲作曲家以及輕歌劇藝術家們根本只字未提，而指揮臺上的恰恰是一個言必稱永不忘懷且專攻具有爭議的音樂政治行為的指揮家。沒有弗里茨·羅納-貝達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之歌》(Buchenwald Lied)；沒有1938年移民奧地利的創作《華爾茲之夢》和《巧克力士兵》的著名作曲家奧斯卡·施特勞斯的圓舞曲；也沒有卡爾曼的華爾茲……

　　可巴倫伯伊姆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還演出了一系列并不適宜在慶典場合演出的經典作品，諸如《南國玫瑰圓舞曲》(Rosen aus dem Süden)、《安娜波爾卡》(Annen Polka)、《威尼斯之夜》(Nacht in Venedig)序曲和《吉普賽男爵》(Zigeunerbaron)序曲。巴倫伯伊姆選擇《吉普賽男爵》序曲以及其中的進行曲其實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因為在二戰期間，這部輕歌劇源于它的故事情節和樂曲節奏，恰恰是納粹用來鼓舞軍隊士氣經常播放的音樂；此外《吉普賽男爵》也正好是1942年尼德蘭的德意志劇院開張首場演出納粹欽點的劇目。當時的節目單這樣寫道：“用武器說話時，就連繆斯女神也不能沉默！(Wenn die Waffen sprechen, dürfen die Musen nicht schweigen!)。”

　　而這些都與巴倫伯伊姆堅持的主張和信仰背道而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