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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謝晉》是導演謝晉生前唯一認可的個人傳記。作為謝晉生前好友，本書作者揭開了常人所不知的大師謝晉與夫人徐大雯的情感歷程。

　　謝晉與徐大雯的情感世界

　　美麗的初戀

　　謝晉早年曾就讀于江安國立劇專，江安的生活是枯燥而蕭索的，這里很少名勝古跡，更無鬧市街景，不過到了春天，對于大多數從大城市來的師生來說，春天的江安可以說是充滿了詩情畫意，那蒼翠峻偉的南崖，那城北連綿起伏的丘陵，那隨風搖曳的桂圓樹，那金黃萬點的油菜花以及在那花蕊間飛來飛去的蜜蜂，使正處青春年華的少男少女們暫時忘卻了求讀生涯的艱辛和時局動蕩所帶來的不安。他們盡情地在這大自然的懷抱里享受著春天賜予的生命甘露。的確與那些在日本鬼子的炮火下掙扎的同齡人相比，他們這里可以算得上是人間天堂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年輕端莊的姑娘走進了謝晉的視野。她叫徐大雯，是地地道道的江安城里人，她的父親也是個讀書人，家境很殷實，在農村有田地，在城里有貨棧，在當地很有些聲望，就在徐大雯12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這使得這個昔日的富家千金常常處在一種郁郁寡歡的心態之中。雖然，已經家道中落的她在生活上尚不至捉襟見肘，比起一大幫窮學生來說，她仍是富有的，但不知為什么，她總感到自己的心里是苦悶的，她總想找一個人，一個可靠的人，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向他訴說心中的苦悶。

　　這一天，江安女中初中部17歲的女生徐大雯從學校的矮墻邊無意中發現了一個人，一個身材高大，英俊瀟灑的人，這個人后來改變了徐大雯一生的命運，同時，這個人后來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就是謝晉。這一年，謝晉還不到20歲。

　　幾十年以后，當昔日這位江安城里頂呱呱的“上江”女子在憶及她與謝晉這段一見鐘情式的美滿姻緣時，目光中仍掩飾不住流露出少女般的羞澀與潤濕。“我與謝晉相識，可以說是天公作的美，因為我們江安女中與國立劇專只是一墻之隔，墻的這邊是我們的學校，墻的那邊是謝晉的學校。”

　　“我認識他時他還不到20歲。我更小，他年輕時就長得魁梧高大，喜愛運動，更愛打架，他的打架是出了名的，當時國立劇專的情況非常復雜，有不少進步師生，也有國民黨的特務，謝晉血氣方剛，愛出頭，愛打抱不平，看到有人欺侮女同學，不管對方有著什么身份，就沖上去打架，他打架打得可兇呢，誰也勸不住，別人不敢出頭的事他敢！”

　　“我之所以對他產生好感，其中一個原因也正因為他有正義感，并且是個直肚腸，說真話！”

　　“江安距離重慶有幾百公里，是一個小縣城，一向很封閉，我那時愛演進步話劇，又常與謝晉這些愛國學生在一起拋頭露面，就已經為當時的反動勢力所注意。另外，我們那兒的人排外情緒又十分厲害，一向討厭抗戰后到這里來的‘下江人’，我愛上了‘下江人’謝晉后，惹怒了地方上的封建勢力，兩股勢力糅合在一起，就使我再也無容身之地了！”

　　“謝晉20歲生日的那天，他邀了好幾位女性朋友吃飯，我也去了，我們堂而皇之地在茶樓上吃飯。這還了得，于是一陣風地傳開了，次日我就被開除出校。從此，我在家鄉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個壞女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指著我的脊梁骨罵，說我父親死得早，沒人管，丟了江安人的臉。母親哭著讓我去重慶找舅舅，于是，我不得不只身一人來重慶投奔我的舅舅。我學校的幾位好同學偷偷地幫我把留在學校里的幾件衣服拿出來，送我上路。誰也不敢與我多說話，因為一個女學生被學校開除，在江安城內，可以說是破天荒的，所以，在人們的心中，我簡直是壞透了……”

　　“我真心喜歡他”

　　經過了江安的這場風波，謝晉與徐大雯一下子似乎成熟了不少，如果說，他們兩人以前的相識只不過是一種少男少女之間朦朧的初戀的話，那么現在，則是一種經過了嚴峻考驗的生死之戀了。謝晉和徐大雯都有一個強烈的念頭，既然人們這樣不公正地對待他們，他們一定要爭一口氣，一定要混出個人樣來，然后明媒正娶，讓那些鄙視他們的人看看。

　　1943年初，重慶中央青年劇社來了一位年輕的場記，他就是謝晉。當時，只有幾十萬人口的重慶已有5大話劇團，即中華劇藝社、中國劇團、中國萬歲劇團、中央青年劇社、中國藝術劇社。在這么一個不大的城市里有這么多劇團，可想而知是夠熱鬧的，但與江安相比，重慶更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作為陪都，重慶的白色恐怖比其他地方更厲害、更直接。

　　中青社當時演出的主要劇目以抗戰題材為主，如曹禺的《蛻變》、《北京人》、《家》、《正在想》、《鍍金》和《雷雨》、《日出》、《原野》等，也演其他的一些進步劇目，如《少年游》、《黃花崗》、《雞鳴早看天》等，謝晉在這些劇目中常擔任劇務、場記，有時也扮演一些次要的角色。

　　在重慶文德女中高中部讀高一的徐大雯常在謝晉排戲的間隙來看望他。對于戲劇，徐大雯不僅是一個愛好者，也是一個參與者，早在老家江安時，她就上臺演過進步話劇，后來因為家中的阻攔，才沒往這方面發展。

　　徐大雯那時住在舅舅家，舅舅在重慶的一家公司里任職，家境尚過得去。對于謝晉這位未來的外甥女婿，他曾有過幾次接觸，也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吃過飯，總的印象是，除了對他的演戲職業表示不敢恭維外，對人品是無可挑剔的，因此，他是贊同并鼓勵外甥女與謝晉好下去的。而這對于徐大雯來說，差不多要高呼“萬歲”了。她后來回憶說：“經過了江安的那場周折，我們的感情更進了一層，他對我的感情十分專一，我也一定要與他好下去，一方面我真心喜歡他，另一方面我們也只有正大光明地結合在一起，才能挽回我的名譽。”

　　1938年至1943年，日本對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的大轟炸。霧都重慶，整日間處在一種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的情景當中。那些日子，敵機的騷擾也多了起來，不時有炸彈從頭頂上扔下來，在人群中爆炸，使人產生一種窒息而絕望的感覺。

　　中青社仍在堅持每天排戲，但演職員們也早已是人心惶惶，特別是有時正在排戲，一陣警報響起，大家趕快扔下道具，躲到防空洞里去，每天幾次下來，嚇得人的精神快要崩潰，哪還有什么心思排戲。面對這種人間地獄般的生活，謝晉與徐大雯常常處在一種迷茫和彷徨的煎熬中，他們常常問自己，怎么辦？再在重慶這樣的地方待下去，何年何月才有出頭的日子。

　　在焦慮、企盼和等待中，1945年終于來臨了，8月15日早晨，謝晉還沒有起床，這時，大街上似乎特別的寧靜，突然，一個盼望已久的振奮人心的消息從廣播中傳來：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廣播還沒結束，整個山城便已沸騰了起來。

　　在彌漫著濃濃鞭炮硝煙的大街上，謝晉拉著徐大雯的手，在人群中漫無目的地行走著，他們感到幸福正在成為現實。

　　迎娶新娘

　　1941年春天那個悶熱的晚上，當謝晉提著一只舊皮箱，悄然離開上海同孚路那幢灰色的石庫門至今，已經整整4年過去了。4年前，上海還處在一片腥風血雨之中，現在，日本人投降了，和平了，該是回去與父母和兄弟姐妹們團聚的時候了。

　　謝晉是個急性子，心里想干什么事，巴不得馬上就辦成，當他把這個想法與徐大雯一說，徐大雯也贊同。

　　1946年3月的一天，謝晉告別了中央青年劇社的老師和同學們，登上了從重慶開往上海方向的小火輪。徐大雯則懷著戀戀不舍的心情在碼頭上與謝晉道別，她暫時還不能跟謝晉同赴上海，因為她高中尚未畢業，她還得在重慶留一段時間。因此，對于徐大雯來說，除了與戀人分別時的戀戀不舍外，她的內心深處還隱含著一種更為復雜的心情：重慶與上海遠隔千里，謝晉此次一去，會不會變心呢？再說他們又尚未結婚，就說謝晉對她一片忠心，那么他的家庭呢？1943年，當“下江人”謝晉與“上江人”的她相好的消息在江安小城傳開以后，不就在她的家庭中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嗎？現在，當一個外地破落地主的女兒要嫁給一個名門望族出身的謝家公子的時候，那個家庭，是否會友好地接納她呢？

　　小火輪在徐大雯癡癡呆想的時候，漸漸地離開了碼頭，因為加大了馬力，從輪船的煙囪中噴出了一股股濃濃的黑煙，徐大雯固執地站在碼頭上，透過濃重的煙霧，她看到有一張她熟悉的面容在她的視線中遠去了，模糊了。

　　后來，她在一次記者采訪時，曾談到了這一段難忘的經歷，她說：“抗戰勝利后，謝晉先是乘船，后來又經川塞公路，到寶雞，由于車少人多，他只好買黃牛票，到了徐州，再轉到上海，回到家時，身上長滿了虱子。到了上海，謝晉開始時頗有一番雄心壯志，自己籌款組織了劇社，聘請了上海舞臺上的一些明星來演《郁雷》，可是由于沒有后臺靠山，也沒有聲望經驗，不久就破產。1946年夏天，我如期在重慶文德女中畢業，謝晉特地從上海趕來重慶，把我接到上海。他告訴我辦劇社失敗的情況，問我怎么辦？對此我倒無所謂，一個23歲的青年，赤手空拳要在上海灘闖出一條路來談何容易，而我關心的是他有沒有變心，在上海有沒有‘原配夫人’。因為抗戰時期，‘下江人’到了重慶后，隱瞞原來的婚姻，讓我們‘上江人’做小老婆的確實很多，抗戰一勝利，這些問題都開始暴露了，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女兒，她也對此放心不下。到了上海后，我見謝晉確實真心實意地只愛我一個，早就做好了明媒正娶的準備，我也總算沒有白愛他一場，覺得感情有了寄托。”

　　1947年的一個良辰吉日，兩位歷經磨難的年輕人的婚禮終于在上海隆重舉行，前來參加婚禮的人很多，除了親友，還有謝晉少年時的一些同學和朋友，大家多年不見，分別的時候還是孩子，而現在都已長大成人了，大家回憶往事，自然要感慨一番。德高望重的劇作家洪深當了新郎新娘的證婚人。因母親陳振美的堅持，婚禮既采用了新派的方式，比如擁抱、接吻，也沿襲了老派的做法，如拜天地、喝交杯酒等。總之，婚禮辦得熱熱鬧鬧，歡歡喜喜。

　　摘自《大師謝晉》 顧志坤 著2008年版

　　作者：顧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