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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乍看這標題，定會有人回答，我國的文學報刊多得很，決不是幾家，更不是兩位數，少說也有百余家吧！

　　是的，改革開放新時期，除了幾乎所有老牌的文學報刊都復刊外，還涌現了許多新的文學報刊，甚而流傳著“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之說。日前，某作家就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大學校園里，常見莘莘學子胳肢窩里夾著一本《人民文學》或《詩刊》，就像如今的大學生都愛提一臺筆記本電腦一樣，是一種時尚。而如今，別說見不到大學生手里還捧著文學刊物，就連一般大學圖書館的閱覽室里，怕也見不到當年風光一時的國刊和幾大“名旦”了。

　　我查閱了《人民文學》雜志創刊四十年紀念冊，《合訂本作證》一文曾這樣記述1979、1980年空前興旺的情景:“這兩年間《人民文學》每期推出少則一篇多達四篇的獲獎作，訂數高達一百五十萬份。”到了1988年，韓少功、蔣子丹南下，創辦《海南紀實》，創刊號就發行了140萬冊。進入九十年代之后，文學走向邊緣、跌入低谷，文學報刊的發行量急速下滑，盡管跨入新世紀后逐年都有所謂“穩中有升”的消息發布，但實際征訂數大都因羞于啟齒而都成了必須嚴守的機密，不準對外泄露。據我所知，有些國家級的文學期刊，征訂數僅一兩千冊。也可以說，除《收獲》《十月》《當代》等極少數名牌刊物外，如今全國百余家文學報刊的發行總和，尚不及《人民文學》《海南紀實》當年一期的發行量。然而，分明是文學報刊大都處境窘迫、危機四伏，高唱文學報刊“大發展、大繁榮”者，卻依然大有人在。殊不知一年又一年“謊報軍情”，受害的反倒是文學報刊自身，日子變得越來越艱難了。

　　二

　　盡管絕大多數的文學報刊都是慘淡經營，但幾乎沒有一家自動關張的，就現有的文學報刊總數而言，可能比上世紀八十年代還要多出幾成。那么，一個個主編是怎樣領著大伙兒過日子的呢？

　　其中最主要也是最見效的一個高招，就是四處奔波，拉贊助，找協辦商。君不見，連一些老牌的國家級刊物的版權頁上，除編委會的名單外，都赫然打出一個理事會的名單嗎？理事長、副理事長、理事的順序，不搞官場論資排輩那一套，而是完全看這些企業的出資多少而定。自然，成功的企業家財大氣粗，來贊助一下文學報刊，也是值得稱道的行善之舉。但是，負面影響也須重視。前不久，在文學界學習科學發展觀的會議上，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主編抱病發言，說他前些時在自家的刊物上讀到了一篇質量很差的小說，心想如果是在他任上，是決不會簽發的。后來他打電話一問，編輯部才向他交了底，說那是理事會某老板推薦來的稿子，不得不照顧一下人家的面子。只見他說到此痛心疾首地長嘆一聲，禁不住雙手直打哆嗦。

　　其實，能成立理事會，由企業家們來幫助文學報刊渡過難關，也是一種能耐。如果事先有約定，理事會成員不干預版面，不摻和采寫、編輯業務，主編嚴把稿件質量關，那也未嘗不是一條報刊賴以生存和謀求發展的探索之路。然而，無論主編們如何神通廣大，但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他們幾乎使盡渾身解數去找關系、拉贊助，花在組稿、審稿、改稿和培養、扶植作家上的精力自然就少了。

　　三

　　文學報刊除了成立理事會而外，眼下最常見的一種自救方式是飲鴆止渴:賣版面。同行們都記憶猶新:改革開放初期，文學期刊的主編們，最看重的是下期刊物的頭條，每期不抓到一篇打得響的發頭條的佳作，就寢食不安。因此，編輯們也就想盡一切辦法去組名家的好稿，為了爭一篇名家好稿而“斗智斗勇”的事時有發生。總而言之，質量第一，讀者至上，這是辦刊的鐵定原則。如今的刊物首先著急的往往是下期刊物有沒有軟廣告。假若沒有抓到軟廣告，刊物就得虧本，下月的獎金以至工資就發不出。

　　畢竟不是所有的文學報刊都在賣版面。最令人欽佩的是《收獲》，不僅與“廣告文學”絕緣，而且老主編巴金在世時就立下規矩，連正規的廣告也不許刊登。巴老一生信奉作家是靠讀者養活的。正因為《收獲》堅持刊發高質量、高品位的純文學作品，發行量才連年保持穩定，在文學期刊界榮登榜首。確實文學報刊一旦做起賣版面的營生，就會漸漸忘掉文學報刊姓“文”，而演變成姓“錢”了。

　　有些報刊的編輯、記者中也不乏“創收”的能人。在我并不寬廣的閱讀視野內，就曾多次見過一期4版的報紙登兩三個版有償評論及整本刊物只登一篇“廣告文學”的巍巍奇觀。試問，像這樣被人們戲稱為“站街女”或“窮廟富和尚”的報刊，還能稱作為“文學報刊”嗎？因此，放眼偌大的中國文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報刊，也許只有為數不多潔身自好的幾家了。

　　作者：石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