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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故都北平曾經(jīng)發(fā)生一起關(guān)乎故宮博物院所藏國寶命運的“驚天大案”，原告、被告雙方皆為重量級人物——被告方，一位是早年曾為毛澤東湖南長沙第一師范老師，后任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的易培基，另一位是易培基的女婿、故宮博物院秘書長、史學(xué)家李宗侗。而原告方則為當時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張繼及其夫人、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崔振華。此外，民國大批軍政要員、學(xué)界名流，都從不同角度卷入此案。

　　這就是當年震驚中外的所謂“故宮盜寶案”。1948年至1949年間，當時實際負責故宮博物院常務(wù)工作的秘書吳瀛詳細記載了案件的來龍去脈，寫下《神武門魅影錄》書稿。直到吳瀛辭世二十余年后，《神武門魅影錄》才被吳瀛之子、著名戲劇家吳祖光以《故宮盜寶案真相》之名出版。而近日，該書經(jīng)過吳瀛之孫、書畫家吳歡修訂刊正后，由華藝出版社再次推出。

　　“這部書稿經(jīng)過了多半個世紀的滄桑塵埋，歷經(jīng)我家三代人的磨難，幾乎在世界上斂跡銷聲。”今年已55歲的吳歡，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家族歷史的整理，在新書發(fā)布之際，他數(shù)典念祖，回顧吳家百年的傳奇經(jīng)歷，言語中有難以抑制的激動。

　　從書稿中追溯

　　家族百年歷史

　　吳歡說，從小他就知道吳家跟國共兩黨淵源深厚，唯其如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復(fù)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中，為避嫌疑，他家對于家族舊事都明令緘口，大人不談，小孩不問，久而久之他對家里那些陳年舊事，也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真正對我家歷史的了解，客觀地說，是在我父親吳祖光去世之后，我回到了家鄉(xiāng)常州。”吳歡說，常州至今沿襲了續(xù)寫家譜的風(fēng)氣，活躍著一批專家，他們引經(jīng)據(jù)典，考證翔實，正是他們幫他理出了頭緒，又請教了辛亥革命史專家馮天瑜、馬勇先生等，居然弄清了三百多年來他家在近代史上很多尚不為人知，卻很重要的情況，特別是近一百年的情況。

　　吳歡說，祖父吳瀛與故宮的關(guān)系，應(yīng)追溯到其曾祖父吳殿英。吳殿英是清末洋務(wù)巨擘張之洞編練湖北新軍的重要助手，曾在張之洞幕府任職，后到湖北武備學(xué)堂創(chuàng)建新軍，正是這支軍隊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大總統(tǒng)黎元洪曾是他的下級。

　　因吳殿英任職武昌，少時的吳瀛便進入張之洞創(chuàng)辦的湖北方言學(xué)堂(國立武漢大學(xué)前身)學(xué)習(xí)英文，同班有一位年長于他11歲的同學(xué)——湖南人易培基。易培基后來曾任長沙第一師范校長，教過毛澤東三年國文，并多方幫助他，毛澤東1937年與斯諾淡話時，還多次提到易培基，對他念念不忘。

　　易培基1928年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兼古物館館長，同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農(nóng)礦部長。由于他與吳瀛是老同學(xué)，又器重他對文物的廣博知識以及長年管理故宮事務(wù)的豐富經(jīng)驗，于是委派吳瀛為故宮博物院秘書，實際主持故宮博物院日常工作。

　　“故宮盜寶案”

　　禍起搶官之爭

　　在《故宮盜寶案真相》一書中，吳瀛從溥儀出宮，故宮博物院成立起，細述了“故宮盜寶案”始末。他在書中的引言中稱“我并不重為自己鳴冤”，“有益于天下后世能夠了解此一段故宮的始末淵源，則余愿足矣。”

　　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公布故宮博物院的組織法和人事任命，易培基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張繼為副院長。后易培基因病未到任，按理本應(yīng)由副院長張繼主持工作，但易培基卻認為張繼神經(jīng)質(zhì)，又是有名的“河?xùn)|獅吼”，聽任太太崔振華支配，不宜主持故宮工作。于是他派自己女婿李石曾的侄兒李宗侗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主管博物院日常工作。張繼夫婦對易培基滿腹怨尤，由此埋下“故宮盜寶案”禍根。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平津岌岌可危，故宮博物院南遷提上議事日程，張繼等主張遷西安，被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否決，其間易培基派李宗侗到南京協(xié)商，達成遷上海租界的方案，張繼認為是易、李聯(lián)合宋子文否定遷西安的方案，更加深了對易、李的憤恨，決計伺機報復(fù)。

　　后來崔、張聯(lián)手向故宮博物院職員搜集易、李材料，控告易培基伙同女婿盜寶。吳瀛本來置身所謂“盜寶案”事外，后因截留舉告方密謀的電報，也被以“妨礙秘密罪”起訴，并列為被告。

　　綿延十余年

　　最后卻不了了之

　　吳歡說，所謂“故宮盜寶案”，實際上是李宗侗和崔振華兩人的口角沖突，引發(fā)出搶官之爭，繼而愈演愈烈，欲罷不能，終于牽扯出國民黨內(nèi)部不同派系的大人物。力挺張繼的有汪精衛(wèi)、何應(yīng)欽、法院院長鄭烈等人，而易培基這邊也背靠民國元老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弄得連蔣介石、宋子文都退避三舍，懶得介入了。其間，易、李也曾提出反訴，然而畢竟書生斗不過政客，被套上“侵占”、“吞沒”文物之“罪名”。易培基以為退讓即可息事，遂辭去故宮博物院長職，匿居于天津租界。1937年9月在上海辭世。

　　吳歡認為，“故宮盜寶案”復(fù)雜的政治層面中又加上了更復(fù)雜的所謂“通共”隱形罪狀，使得被告方處于下風(fēng)。易培基和吳瀛兩人早年就與李大釗、毛澤東有過交往。加之后來在重慶談判時，吳祖光首發(fā)了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當時共產(chǎn)黨形象在國民黨控制宣傳時期被形容成沒文化的土匪草寇。毛澤東這首氣吞山河的詩詞，像突然爆炸了一顆精神“原子彈”。這對國民黨而言當然是闖下了滔天大禍，蔣介石即刻下令追查，吳瀛在周恩來安排下脫離國民黨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回到上海躲避。吳祖光也在周恩來安排下躲避追殺，去了香港開創(chuàng)電影文化事業(yè)。故宮盜寶疑案更無轉(zhuǎn)機。直到1947年年底張繼病亡，崔振華頓失依靠，轉(zhuǎn)而放下身段，讓法院不經(jīng)公審，于1948年宣布“援大赦，案免訴”。此一綿延十余年之久的“故宮盜寶案”不了了之。

　　書稿險些灰飛煙滅

　　吳歡說，有關(guān)祖父吳瀛的這部書稿，曾險些灰飛煙滅。

　　“文革”時，吳家被抄，造反派發(fā)現(xiàn)這部書稿里的人物全是民國著名人物。尤其要命的是蔣介石、汪精衛(wèi)也名列其中，吳家頓時都成了反革命，連十二歲的吳歡也未能幸免。

　　沒過幾天，他父親的朋友偷偷告訴母親，說外交部長陳毅伯伯向周恩來總理匯報祖光、鳳霞家里被造反派抄了，他家里有很多重要文物和資料建議迅速保護。“周總理跟爸媽是非常好的老朋友。果然，不久后的一天，一批自稱中央專案組的人把我家全部用封條查封，運了一卡車東西走，并找造反派接管了所有被抄物品及資料。并指令街道和單位，不許亂抄吳家，今后吳家歸中央專案組直接管理。自那以后，我家東西便神秘失蹤，杳無音信了。”

　　“文革”終于結(jié)束，大約是1978年的某一天，吳家接到通知，去盤點認領(lǐng)當初中央專案組拉走的東西。吳歡說，當時父親帶著他去，在被退還的東西中，就有祖父的這部書稿。“父親取回東西的當天，像是自言自語又像對我講：‘這些身外之物，倘若沒有周總理和陳老總，早就蕩然無存了，文化大革命真是場瞎胡鬧啊！’”

　　之后沒過幾天，“鄧大姐”鄧穎超請他母親新鳳霞吃飯，“劫后余生，相見之下二人都哭了，在場人等亦莫不失聲。鄧大姐見我媽已成殘廢之人，惋惜再三，我媽也當場向她感激了總理對我們一家的關(guān)照。”

　　整理家族歷史，讓吳歡感慨良多。“回首過去，數(shù)典念祖，我才發(fā)現(xiàn)并感覺到，我家四代人自清末、民國、共和國以來，怎么經(jīng)受了這么多數(shù)也數(shù)不清的波折。連續(xù)三個深夜，我獨坐案頭，仰天遙望窗外黑墨墨的蒼穹深處，那里有祖宗的神靈……心中是說不出的難過，但過去的歲月不再，明天永遠是最美好的。”

　　(鄭媛)

　　《故宮盜寶案真相》 作者：吳瀛 華藝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