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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不論是普通大眾，還是作家學者，為紅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來就大有人在。

　　撰稿·河西

　　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大師論壇上，有觀眾問李安愿不愿意挑戰一下拍《紅樓夢》，李安說：“《紅樓夢》是每個導演的夢想，我也愿拍，但現在還不敢碰，還是先嘗試一下拍張愛玲吧。”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的萬人空巷，劉心武在“百家講壇”上“揭秘《紅樓夢》”帶來的激烈爭辯，安意如“紅袖添香”的紅學著作大為走俏，似乎都證明，中國人的心中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紅樓夢》情結。在中國，不論是普通大眾，還是作家學者，為紅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來就大有人在。從五四時期的陳獨秀、俞平伯、林語堂、張愛玲，再到后來的王蒙、劉心武、周汝昌、夏志清、唐德剛，都是《紅樓夢》的忠實擁躉。

　　唐德剛就說：“《紅樓夢》這部奇書，讀者們不論年齡大小、時代先后、地域差異、政治社會制度不同，讀后都會有不同的領悟。一個讀者個體，他從小到老、從華南到華北、從小學到大學、從國內到海外、從大陸到臺灣、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由于生活經驗的變換、知識面接觸的擴大，他每次再讀‘紅樓’，也會‘別有一番滋味’。”

　　紅學熱潮：多歧為貴，不取茍同

　　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界域里，最讓林語堂傾心折服的就是一部《紅樓夢》。在《八十自敘》中，林語堂說：“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平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平話還是無可比擬的杰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1938至1939年林語堂旅美期間用英文寫的長篇小說《京華煙云》，可以視作是他對《紅樓夢》的情感日深之后，模仿《紅樓夢》的一次嘗試。小說之外，20世紀五六十年代，林語堂又做起了紅學研究。

　　對于《紅樓夢》后四十回，林語堂的評價和常人大相徑庭，在《平心論高鶚》等文中，他強調：《紅樓夢》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鶚所續，而是他在曹雪芹殘稿的基礎上修補而成；高鶚的功勞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這一立場正和胡適、俞平伯、張愛玲、周汝昌等人的論調相悖。胡適第一個指責高鶚是偽作者，隨后，俞平伯在1923年上海東亞圖書館出版的《紅樓夢辨》中也對高鶚的續書提出了猛烈的抨擊。而在美國，青燈黃卷，積十年之功，張愛玲寫下了她自己非常看重的論著《紅樓夢魘》，開篇就有和林語堂針鋒相對的話：“小時候看《紅樓夢》看到八十回后，一個個人物都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起來，我只抱怨‘怎么后來不好看了’？……很久以后才聽見說后四十回是有一個高鶚續寫的。怪不得！”作者問題上尚且眾說紛紜，其余雞毛蒜皮的細節上爭論不休在紅學界自然更是家常便飯。

　　胡適創立紅學，紅學的熱潮就經久不衰。但進入90年代之后，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紅學熱也逐漸降溫，可是自從劉心武的“揭紅系列”在“百家講壇”熱播，并成為年度暢銷書之后，紅學這個日益邊緣化的學術研究類別忽然又熱鬧了起來。劉心武是新一波紅學熱的導火索。早年就寫過《秦可卿之死》的劉心武此次卷土重來，對秦可卿之死依舊耿耿于懷，面對“有識之士”的口誅筆伐，劉心武面不改色，乃對曰“此秦學也”。

　　劉心武從秦可卿入手剖析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斗爭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不過追根究底，這也可以看作是民國初年興盛一時的“索隱派”的遺緒。蔡元培雖然貴為辛亥元老，在當時的紅學界卻是很不招人待見。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對蔡老就冷嘲熱諷了一番，說蔡校長只會牽強附會，猜笨謎，自說自話，斷不可信。蔡元培敢怒又敢言，遂寫就《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于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質問胡適。兩派你來我往，也有過幾個回合的口水仗，但終因索隱派索隱功夫終欠些火候，每每被“對方辯友”抓住過于主觀的硬傷，難以自圓其說，敗下陣來。如今，劉心武這位“索隱派遺老”東山再起，文本細讀和歷史考證兩方面都不敢大意，其核心卻完全是改良后的蔡氏“廢太子說”。

　　蔡元培在給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考證》所寫序言中有“多歧為貴，不取茍同”這樣的呼吁，倡導的是一種開放的學術態度，這種學術態度在紅學界內似乎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揚。

　　毛澤東的《紅樓夢》情結

　　紅學界大棒飛舞的現狀有其歷史緣由。朱大可對于現在以考據為主、敵視新的闡釋方法的《紅樓夢》研究非常不滿，同時，他又尖銳地指出：“《紅樓夢》研究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同時也是學術政治化的開端。最先批評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后以‘極右’獲罪，迅速退出歷史舞臺，而藍翎、李希凡成為炙手可熱的‘新權威’。‘紅學’從此淪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紅學界的政治風云，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的悲劇性寫照。”

　　從新中國歷史來看，毛澤東喜歡《紅樓夢》既是他個人的文學喜好，又成為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動態的風向標。他一生中發動兩次(分別為1954年和1974年)關于《紅樓夢》的大討論、大評論，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

　　1949年后，紅學能成為顯學，《紅樓夢》的閱讀走向大眾化，與毛澤東對《紅樓夢》的鐘愛有著最直接的關系。毛澤東在辛亥革命時期就開始閱讀《紅樓夢》，之后，在漫長的革命斗爭生涯中，不論是長征后到達延安還是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時期，他的書架或他的身邊，總有一本《紅樓夢》。建國后，他的書房里、臥室中、衛生間里都擺放著不同版本的《紅樓夢》。在他的藏書中，線裝木刻本、線裝影印本、石印本及平裝本《紅樓夢》，有20種之多。在有的版本上，他用鉛筆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畫，有的上面留下了批語。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孟錦云回憶：主席雖已80多歲高齡，還能準確無誤地說出《紅樓夢》中的某句話是出自哪一回，哪一節，哪一頁，有時還將各家不同評說進行比較。

　　1973年，毛澤東又風趣地問許世友：“許世友同志，你現在也看《紅樓夢》了嗎？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直接推動了全民的《紅樓夢》情結。只能閱讀《毛選》和魯迅著作的中國讀者欣喜地發現，書店里又出現了《紅樓夢》，《紅樓夢》首先解禁讓眾多文學愛好者欣喜若狂，購買《紅樓夢》的讀者排成了一眼望不到頭的長龍。人們除了游行批斗之外，有了另一種更為文雅的工作：讀《紅樓夢》，而且要讀五遍。

　　《紅樓夢》真的天下第一？

　　中國人的《紅樓夢》情結主要還是因為中國文學史上對《紅樓夢》的評價，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前言第一句話這樣寫道：“曹雪芹，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也是最復雜的作家，《紅樓夢》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而又最復雜的作品。”這里都沒有用“之一”這樣的字眼，完全將《紅樓夢》推上了至高無上的中國文學巔峰。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對《紅樓夢》推崇備至，不敢作絲毫的批評。格非記得參觀瑞典皇家文學院時看到那里擺放著許多中國古典小說的瑞典文譯本，唯獨沒有《紅樓夢》譯本，馬悅然解釋說：“我們看過了《紅樓夢》，但覺得《紅樓夢》寫得不好。”

　　外國人也許是口味差異。中國人呢？胡適雖然是紅學的奠基人，可是他對《紅樓夢》的評價之低卻往往為人們所忽略。在給蘇雪林的信中，胡適寫道：“我寫了幾十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贊頌《紅樓夢》的話。……在見解上，《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

　　唐德剛和夏志清打筆仗的文章《海外讀紅樓》也說：“胡適評‘紅樓’，認為它‘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有始有終的故事)。’”唐德剛本人的態度是站在《紅樓夢》這邊，大膽批評其師胡適是“崇洋’的典范，并對夏志清語多譏諷，遂招致夏志情的重磅反擊，兩位20多年的老友因《紅樓夢》反目成仇，成為海外文壇一段奇聞。

　　要讓中國人冷靜地對待《紅樓夢》，恐怕先要去了這洶涌澎湃的“情結”，才能做出一些客觀的評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