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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到先鋒實驗文學，再到身體寫作、網絡文學的勃興，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文學走過了怎樣的一條道路？這條脈絡的背后，又透露了怎樣的時代特征？

　　近日，孟繁華、陶東風、賀紹俊、王一川、王彬彬、李建軍、何言宏、劉川鄂等評論界大腕云集成都，研討“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文學與文學批評”。論壇由四川省作家協會主辦，當代文壇編輯部與綿陽師范學院承辦。“可以看到的是，新時期30年的文學走過了一條精英化與去精英化的道路。”首都師范大學教授陶東風概括。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一川則提出，“新聞消遣型批評日益壯大，嚴重擠壓學術性批評的生存空間，可以看做是30年來文學批評的主要特征”。

　　陶東風把新時期最初的10年概括為“精英化的過程”，“其核心就是通過否定民粹主義的思潮來確定精英文學和精英知識分子的地位”。在他看來，民粹主義的思潮表現在文學上就是工農兵文學、樣板戲等。他又把這個精英化的過程分為兩段，其一是啟蒙文學時期(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中期)，其主導的類型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特點是開始強調知識分子的引導作用，把原來的那種“知識分子是學生，大眾是老師”的關系完全顛倒了過來，強調知識分子對大眾的啟蒙；其二則為純文學時期(80年代中后期)，主要文學類型是先鋒實驗文學，純文學的擁護者和實踐者旗幟鮮明地提出，啟蒙文學其實是舊文學，是工農兵文學的延續，沒有提出新的文學的規范，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潮流，卻沒有文學創新的意義，“應該說，在當時歷史階段，純文學概念的提出是有相當強烈的革命性的意義的”，陶東風如是評論。

　　但是，“這種精英化的思潮，在90年代初就開始面臨著一種被解構的趨勢，也就是去精英化的趨勢”，分析其原因，“其動力機制是自下而上，其思想文化基礎是文學和文化活動的市場化、大眾文化的興起，而其技術傳播基礎則是新型傳播工具——網絡的出現”。陶東風還做了一個頗具意味的觀察，去精英化的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王朔，但當時的王朔并不占有明顯優勢；直到大眾文化傳播手段的迅速發展帶來的文學和文化參與門檻的降低，作家變為寫手，文學成為“小說”時，“草根完成了對精英的顛覆”。陶東風表示。但四川大學教授閻嘉提醒的是，現在所涌現出的大眾文化現象并非都是消極的因素，它們強大的解構力量值得深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李建軍也認為，改革開放30年的文學大致分為前10年和后20年兩段。前10年可稱為啟蒙文學時期，而后20年的文學則面目不清。“文學環境也越來越魚龍混雜，作家的創作越來越受制于市場，創作的自主性正日益受到越來越大的傷害。”《當代文壇》雜志社主編羅勇提出，從小說創作來看，不可否認近年確實出現了一些感人的作品，但大多作品的文學氣象、精神品質仍需大打折扣——都一致地表現出對現實經驗太執著、貼現實太近，近乎生動的紀實文學故事而非小說，他認為，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當代作家在知識結構與精神儲備方面的差距。

　　綜觀30年來的文學批評，同樣呈現出了“去精英化”的特質。王一川表示，30年來，文學批評發生了裂變，形成了兩個集團：第一個是學術批評圈，由于長期孤芳自賞，其范圍變得越來越小。第二是越來越強大的新聞消遣型批評，以公眾為衣食父母，主要在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等媒體的娛樂文章(節目)中出現，要有看點和賣點，主要反映作家作品的動態，具體文學作品的點評則并不涉及，滿足公眾的娛樂休閑消遣需要。它能量巨大，在客觀上起到了文學批評的作用，成為了緊密溝通作家與公眾基本的日常市場渠道，在潛移默化中養成了公眾的文學趣味和閱讀取向，這樣兩種批評形成了此消彼長的局面。對此，他開出了“藥方”：“面對新聞消遣型批評的汪洋大海，學術性批評要且退且戰，以尋找自己的陣地。”同時他還提出，時代應該呼喚一種新的批評家的出現。“他們應該本身屬于學術性批評圈，而又能滲入新聞消遣性批評圈進行戰斗；是在教導專業學術之余，又能在社會公眾中產生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風流才俊；是既能著書立說，又能利用大眾媒體進行短兵相接的瀟灑戰士；以及敢于向學術批評陋習發出冷峻深刻的質疑者。當然，他們已經在路上。”

　　沈陽師范大學教授賀紹俊則更愿意從樂觀角度來看待文學批評30年。“上世紀90年代文學批評已構成一個嶄新的階段，它的意義就在于開始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文學批評生態環境。”確實，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內文化語境、文學格局、知識譜系、學科體制及知識生產的方式都已經有了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深刻地影響了當代文學批評。賀紹俊認為，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形態是比較單一、缺乏生態性的，而社會轉型為文學批評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可能性。

　　(記者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