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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也是金庸在內地從進入到接受，到炙手可熱的30年。盡管對于金庸作品的價值、意義，及其在文學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做出結論為時尚早。但是，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現象，金庸現象無疑值得關注。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14部武俠小說的首字，構成了這幅對聯。加上另一部短篇《越女劍》，“金庸作品集”風靡了整個華人世界。北宋詞人柳永的詞作在當時流傳很廣，以致于“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以及根據金庸作品改變的電視劇、電影的流傳，以今日傳媒業之發達，說其傳播程度遠超柳永當不為虛。在幾十年時間里，金庸作品被一再翻拍，牢牢占據電視機的熒屏，一批批明星因為主演金庸武俠劇而成名。

　　在圖書方面，金庸作品暢銷幾十年，銷售過億冊，大概也只有特殊時期下“毛選”所創造的記錄能與之相比。而其作品由“盜版”而正版，由單品種到全系列的引進出版，更伴隨著國人版權保護意識的萌芽和發展，與改革開放30年同步。時至今日，金庸作品也從“成年人的童話”進入了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成為學者們的研究課題。

　　“吳陳比武”引發金庸創作

　　1954年，香港太極派拳師吳公儀，澳門白鶴派拳師陳克夫，各自宣稱其本派拳技之優點，相約在澳門比武，引起了香港民眾的普遍關注。這場比武的結果是，吳公儀很快擊敗了陳克夫。但是，這一事件卻成為了香港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不久，陳文統以筆名梁羽生，查良鏞將自己名字的最后一個字拆開，以筆名金庸開始在報刊連載武俠小說。梁羽生的第一部作品是《龍虎斗京華》，而金庸的第一部作品則是《書劍恩仇錄》。

　　進入武俠小說寫作領域之后，梁羽生和金庸都獲得了很大成功。兩人因此成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金庸更是一發而不可收拾。香港一文化人曾經回憶，金庸擅長在每天連載的結尾處制造懸念和小高潮，讓人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第二天的《明報》。1972年9月，金庸宣布“掛印封刀”，不再創作新的武俠小說。此后，他花了10年時間，整理共15部(包括一個短篇《越女劍》)的“金庸武俠小說全集。”

　　上世紀70年代前期，金庸的小說在內地尚未公開發行。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從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從境外買了一套金庸小說。可以說，鄧小平是金庸小說在中國內地的最早讀者之一。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紛紛接到邀請，訪問內地。1981年，作為《明報》社長的金庸先生接到了來自北京訪問內地的邀請。當時，金庸修訂《武俠小說全集》的工作已近尾聲。他向邀請方提出：能否在訪問內地期間拜訪鄧小平先生？他曾經對記者說，去北京，他最想見的就是鄧小平。他一直很欽佩鄧小平的風骨，欽佩他剛強不屈的性格。

　　這一信息很快就上達鄧小平處。他在一份有關金庸來訪的報告上批示：愿意見見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鏞，金庸系筆名)。這一年7月16日，金庸攜夫人和兒子、女兒踏上了訪問內地的旅程。18日上午，在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來到了北京人民大會堂。鄧小平已經等在福建廳門口，握住金庸的手說，“歡迎查先生回來走走！你的小說我讀過，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臺在新聞節目中播發了鄧小平會見金庸的消息。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給鄧小平同志專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說全集》。據《文匯報》報道，有一次，鄧楠見到金庸，告訴他說：“爸爸很喜歡看你的小說，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都看幾頁。”

　　也就是在鄧小平會見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說在大陸“開禁”，并很快成為暢銷書。

　　早期僅有一家獲授權

　　國家圖書館索引記錄顯示，內地出版的第一部金庸小說，恰好是金庸的第一部著作:《書劍恩仇錄》，由科學普及出版社廣州分社出版，時間為1984年11月。

　　1984年到1985年是金庸武俠小說在內地的出版高峰，可以說大部分的書都是在這兩年出版的。在出版資源并不豐富的80年代，內地數十家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武俠小說，其同一作品出現了多種不同版本。

　　在形形色色的金庸武俠小說中，有根據香港明河社版影印的繁體版《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多達7個版本的《射雕英雄傳》，寶文堂書店精心制作、出版的《天龍八部》、《鹿鼎記》……這些武俠小說的傳播，以及由翁美玲、黃日華等主演的《射雕英雄傳》，劉德華、陳玉蓮主演的《神雕俠侶》等電視劇的播放，使得金庸作品風靡神州大地，由于此時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國人眼界尚未完全打開，思想意識并未完全開放。關于金庸作品在民間的傳播和官方的態度并未達成一致，由此也引起了一些爭議。

　　而7個版本的《射雕英雄傳》，使得當時的“新聞聯播”特別舉此例痛陳武俠小說“泛濫”。在內地，關于金庸武俠小說的價值和意義的爭論也由此展開。及至一些中央領導稱之為“成年人的童話”，并被媒體廣泛傳播之后，金庸作品才獲得了傳播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此時正值80年代“文化熱”，各種西方思潮此起彼伏并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一批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由北京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等機構出版后影響巨大，例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就售出了5萬冊，但是，這些現象與金庸小說的盛行與傳播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此時的金庸并沒有從自己作品的暢銷中獲益。其時，國人版權意識淡薄，加上中國沒有加入國際版權保護公約，給金庸支付報酬的出版者極少。因此，金庸在《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寫道，“1994年以前在內地得到正式授權的只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家，其余都是盜版。”該社曾經出版了金庸武俠小說的首部作品《書劍恩仇錄》，并給金庸支付了10萬元版稅。

　　董秀玉推出全套正版

　　北京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董秀玉，曾在香港擔任香港三聯書店的總經理。她在香港時與金庸私交甚篤，當董秀玉回到北京三聯任職后，金庸便順理成章地將自己15部武俠小說的內地出版權交給了北京三聯書店，并在1991年簽訂了10年合同，由此拉開了雙方合作的序幕。

　　1994年5月，北京三聯書店以極其精美的形式，將36冊一套的金庸作品集進行捆綁銷售，一經上市，便成為愛書人熱衷購買之物，迅速占據了內地巨大的銷售市場，此后每年都維持著穩定的銷量。 2000年4月，三聯書店又根據市場需要，推出了“口袋本”金庸全集，又告成功，在短短半年時間里，印數達到56000套。

　　10年合同期滿之后，金庸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是將版稅由15%提高到18%；第二，三聯出版其著作后銷量必須達到一定數目；第三，作品集的銷售量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遞增。

　　這在北京三聯書店看來難以接受，董秀玉說，當時三聯保證，每年至少銷售4萬套，這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了。如果三聯全盤接受金庸的條件，不僅沒有任何利潤可言，而且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因此，雙方只有好合好散，10年的合作由此終結。在“三聯”版有可能成為絕版的情況下，庫存自然成為各路書商爭奪的焦點。和三聯書店有著良好業緣、三聯版圖書批發居于全國首位的北京明燕緣圖書有限公司已搶先一步，將庫存的6000套“口袋本”金庸作品集悉數包銷。

　　回想起當初的情形，董秀玉說，金庸先生后來提出那么高的條件，可能還是受到了某些人的誤導。北京三聯最開始做金庸作品時，內地出版的人還沒有現金流的概念。自己答應金庸提出的15%的版稅，實際上負擔已經不輕，因為一半的利潤已經被作者拿走了。“但是，金庸作品對于三聯的現金流確實帶來了很大的好處，所以我還是很感謝他。”

　　“畢竟是老朋友，即使是雙方分手，整個過程也很愉快”，董秀玉說，當時三聯的各個環節都做得很干凈，和金庸結算版稅時連零頭也交代得清清楚楚，所以，金庸也比較滿意。“后來，廣州那邊出版遇到了問題，他回過頭來又問我，說看看北京三聯能不能和廣州出版社合作，我說那就算了。”

　　2001年底，金庸與廣州出版社談妥了協議。據《中華讀書報》披露，金庸此次修訂的背景正是因為他得到18%的高額版稅，而廣州出版社又擔心三聯版影響太深、太廣，惟恐推出新版后受到市場、讀者的冷落，所以索性要求金庸修改原著，否則將擱置出版計劃。

　　自嘲從來不能擺脫名利、金錢誘惑的金庸只得重新拾筆，開始新一輪的修訂。好在電視上的金庸武俠劇從未冷場，一茬接一茬的重拍使得金庸作品一直維持在穩定的溫度。2004年的第三屆“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顯示，金庸取代老舍成為了北京讀者心目中的最愛。

　　與此同時，“金學”的發展蔚為大觀，嚴家炎、馮其庸、孔慶東等專家競相稱贊，并研究、探討金庸的武俠小說，陳墨出版了八冊金學研究著作。2004年，《天龍八部》的部分章節還進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