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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國杰出的領導人和社會活動家廖承志同志誕辰100周年，同時也是他逝世的25周年。每當我想起這位革命前輩對港澳工作、華僑工作的教誨，他那莊重而又平和、爽朗而又幽默的音容笑貌，便歷歷在目。

　　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廖公的革命品德、思想才華、忘我工作的精神、待人誠懇的作風，永遠值得我學習，體會最深的，則是廖公在領導工作中，十分注意全面貫徹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一貫強調(diào)防“左”反“左”。

　　早在建國初期的50年代和60年代，廖公在協(xié)助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領導統(tǒng)戰(zhàn)工作期間，就對新聞、出版、電影方面提出過許多寶貴的意見。他一再告誡說: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在港澳地區(qū)開展工作，更要特別重視；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少數(shù)民族、宗教人士、工商業(yè)者，以及海外華僑，都應廣泛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廖公用通俗的語言精辟地指出:愛國主義有不同的層次，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也是愛國主義，我們要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還說，愛國不分先后。越是大右派，越是要做工作，把他們爭取過來，團結過來。廖公更是身體力行，在香港廣交朋友，從普通市民到有社會聲望的教授、工商業(yè)家，他都能談得來，不但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和思想動態(tài)，而且從中引導他們跟隨祖國的發(fā)展而不斷進步。

　　辦報要為香港廣大市民所愛看

　　廖公經(jīng)常會見港澳地區(qū)報紙的負責人，鼓勵大家辦好報紙。不是共產(chǎn)黨員也不要求入黨的《晶報》老報人陳霞子，也成為可以同廖公談心事的朋友。1959年12月5日，廖公在會見香港新聞界參觀團時指出:“香港報紙必須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愛看的報紙，這才算真正完成愛國主義宣傳的任務。調(diào)子(包括標題)不能只滿足于‘進步朋友’的要求，而要面對港澳大多數(shù)群眾，為他們所愛看，為他們所看懂，”“我們的報紙不要脫離香港大多數(shù)人民的覺悟程度，而要去適應他們現(xiàn)在的水平……不斷地有計劃地提高他們的水平。”

　　“文革”十年，極“左”思潮彌漫，香港幾份愛國報紙發(fā)行量大幅下跌。1978年6月，廖公到了廣州，在廣東省委召開的會議上作了關于當前形勢與華僑、港澳工作的報告。他的這次講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廖公首先闡述了中央對香港的方針，繼而尖銳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幫”給港澳工作帶來的禍害，他說，“四人幫”把較老的熟悉香港情況的干部調(diào)了回來，而將“沒有海外關系”的人派出去，在“左”傾路線毒害下，把我們辦的報紙，正面的、側面的、灰色的，都辦成清一色——“紅臉”，甚至想把我們辦的學校也辦成“抗大”式的。廖公在報告中，一再強調(diào)“必須采取措施清除極‘左’的流毒”。

　　出版工作要“因地制宜，我行我素”

　　廖公同樣關懷香港的出版事業(yè)。1956年5月8曰，在港澳和海外出版工作座談會上，他就提出了“因地制宜，我行我素”的方針，主張“港澳和海外需要多種多樣的出版物，只要不含毒素的，古典書、新書、舊書都可以出版”。

　　1977年8月，“四人幫”被捕不久，國家出版局召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當時，我是廣東省人民出版社社長，藍真是香港三聯(lián)書店總經(jīng)理，因而到了北京。會議期間，廖公通知我們晚上到他家里談話。我們到達時，廖公已在客廳等候，廖公詳細了解“文革”中香港出版工作的情況，問香港還有沒有線裝書？出不出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他還具體建議:香港出版一本政治性不強的畫報，以補《人民畫報》的不足。廖公語重心長地說:“港澳出版工作要思想大解放，徹底掃清‘四人幫’那一套形而上學的謬論和框框條條，務必要從港澳和海外的實際情況出發(fā)。”使我強烈地感受到廖公實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崇高境界。

　　電影工作不能照搬內(nèi)地一套

　　廖公對香港的愛國電影事業(yè)更是傾注了不少心血。1964年夏天，全國大肆批判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優(yōu)秀電影《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紅日》、《林家鋪子》等都成了大毒草；文化部被指為洋人部、死人部，夏衍、陳荒煤、邵荃麟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受到整肅。消息傳到香港，幾家愛國電影公司的演員、編劇、導演無法理解，思想混亂。廖公及時通知幾家電影機構的負責人前往北京座談，做了一番穩(wěn)定人心的工作。提出了符合香港實際的“三結合”方針，即“以進步思想為基礎，要有民族風格，要有新鮮靈活的技巧”。

　　然而，為時不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刮起來了，陳毅副總理被批斗，廖公被批斗，香港也很快波及了。“文革”期間，廣東省第二軍管小組將江青那一套極“左”東西搬去香港，內(nèi)地拍電影要“三突出”，香港也照樣要“三突出”: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怎能不亂套呢？

　　“四人幫”倒臺之后，廖公復出，立即撥亂反正。當時，香港愛國電影機構負責人廖一原，是我年輕時的同學。他專程到了北京，向廖公匯報愛國電影遭到的厄運。他斷斷續(xù)續(xù)地講了兩個小時，幾乎是邊流淚邊傾訴的。廖公靜靜地聽著，有時緊皺眉頭，有時欷歔不已。廖一原講到，年屆花甲的導演朱石麟，抗戰(zhàn)開始就一直跟著共產(chǎn)黨，他導演過多部電影，其中一部《清宮秘史》，卻被“四人幫”誣為“賣國主義”。朱石麟知道后，說什么也想不通，過了不久，就含恨離開人間了。

　　建議實地拍攝《少林寺》故事片

　　廖公在這次會見中，要廖一原轉告香港電影界的朋友:我們一定會把極“左”的流毒清除，并且說明“中央幾位領導人最近都說了，香港電影的題材可以廣泛些，凡是有利于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上下五千年，祖國風景名勝，都可以拍。”

　　隨后，廖公在1978年1月召開了香港電影界座談會，針對香港的情況作了長篇談話。他在講話中尖銳地批判了“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線。廖公懇切地要求大家:“把香港的電影工作重新振作起來。”他還告訴大家:“在全國旅游會議上，我把你們希望到全國的風景區(qū)、名山大川、革命圣地拍電影的要求提出來了，李先念副總理說這很好，還要電影局給予協(xié)助呢。”

　　這次座談會后不久，廖公又對廖一原建議:“香港和海外的觀眾都喜歡看武俠片，你們何不拍一部少林寺或者太極拳的電影呢？”他還具體提出:“要找真有功夫的人當演員，而且要到內(nèi)地實景拍攝。”結果，廖一原和中原電影公司真的邀請了李連杰等幾位高手擔綱，在河南省嵩山實地拍成故事片《少林寺》。這個影片在1982年春節(jié)公映，一炮打響，突破了香港影片的賣座紀錄。

　　批駁“四人幫”所謂“海外關系”的謬論

　　在回憶廖公的諸多教導中，我這個在香港投身革命的人，當然更加不會忘記他關于“海外關系”問題的精辟意見。

　　我清楚記得1962年春天，當我還在《羊城晚報》擔任總編輯的時候，廖公到了廣州。3月9日，廖公在廣東省、廣州市中共黨員干部大會上，作了《“海外關系”的提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報告。他反復說明:“海外關系”這個提法缺乏具體分析，因而是形而上學的、有害的。他指出:現(xiàn)在有“海外關系”的人，要參加黨很困難，參加共青團也困難。有些單位發(fā)現(xiàn)你有“海外關系”，就馬上要你下放勞動。如果你收到僑匯，就會有神秘人物來查根問底。廖公認為，這種情況不應再繼續(xù)下去了，必須把那些錯誤地對待“海外關系”的言行干凈、徹底、全部消滅掉。

　　到了“文革”期間，林彪、“四人幫”對于有“海外關系”的干部更是極端仇視。1970年，廣東軍管當局炮制了一個《處理海外關系的六條規(guī)定》，凡是有“海外關系”的人，都要分別處理，或下放勞動，或將戶口轉去農(nóng)村，最終達到把他們清除出去的目的。《規(guī)定》第六條還寫明:從今以后不再吸收有“海外關系”的人當干部。這個荒謬絕倫的文件，傷透了從港澳和僑居地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廣大干部的心！

　　廖公對于這種極“左”的做法自然十分憤慨。他認定，在“四人幫”破壞僑務工作的累累罪行中，危害最大、流毒最深、影響最廣的，就是所謂“海外關系”的謬論了。1977年8月，廖公在中共十一大被選為中央委員，盡管還未恢復僑辦主任的職務，就馬上找來原外事辦公室的諸樺等幾個助手，要他們就這個問題撰寫批判文章。后來，經(jīng)廖公本人修改定稿，發(fā)表在1978年1月4日的《人民日報》上，題目是《批判所謂“海外關系”的反動謬論》。這篇文章長達7000字，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批駁了“四人幫”把“海外關系”說成是“反動的政治關系”；繼而批駁了“四人幫”把有“海外關系”的人誣指為“反動的社會基礎”；然后從理論上批判了“四人幫”否認僑務工作特點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文章著重指出:“僑眷、歸僑(包括科學家、技術人員、醫(yī)生、老師以及回國讀書的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勞動人民，同全國勞動人民一樣，是革命動力。”廖公這篇文章發(fā)表之后，廣大干部把它看作撥亂反正的號角，在僑眷、歸僑眾多的廣東省、福建省以及港澳地區(qū)，人們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稱快。

　　在其后的兩年間，廖公還先后發(fā)表了《認真落實黨的僑務政策，為建設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全國僑務會議閉幕詞》、《在上海會見歸僑代表時的講話》、《加強對華僑歷史的研究》、《尊重和照顧歸僑、僑眷、知識分子》等文章，所有這些論述，充分說明廖公是一貫注意防止和反對“左”傾錯誤的。(文匯讀書周報／摘自《縱橫》雜志2008年第9期，作者楊奇)